对我来说我是一团焦虑和一个谜，
一座魔法和恐惧的岛屿，
所有人或许都是如此，
你也曾是如此，在另一片星空之下。
——博尔赫斯《致匈牙利第一位诗人》
远古时期，人类祖先在风雨大作的夜晚瑟缩于山洞，洞穴外的雷电与暴风肆虐着大地，同时，各种凶猛野兽的虎啸龙吟在森林和荒野中回荡。自从人类从本能中分离出情感以后，恐惧所伴随而来的焦虑便如影随形。焦虑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人类适应周围的险恶环境，焦虑时时刻刻起着调节作用。
窃以为，焦虑和无聊一样，是透视和反思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关键词。所不同的是，无聊基本是一个现代概念，而焦虑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一样悠久，它的内涵也更为复杂。焦虑既是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体验，也可以在分子和生理层面上被计量。它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既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言以蔽之，焦虑处于生物学与哲学、身体与心理、本能与理性、个性与文化的绝妙交汇点。正是在此意义上，焦虑成为一面理解自我、社会和文明的神奇之镜。
一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提出了“病理性焦虑”的概念，他认为焦虑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和医学问题。“如果切开（精神疾病患者的）头颅，你会发现大脑潮湿，充满汗液，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身体状态和情绪状态取决于四种体液（即血液、黏液、*胆汁和黑胆汁）在体内所占的比例。这一体液理论后来被罗马的医生盖伦所发展，成为后世著名的“气质学说”。希氏认为，一股黑胆汁突然流向大脑会使人产生焦虑。因此，这位西方医学之父坚信，焦虑和其他精神疾病都是医学和生物学问题，最佳治疗方法是保持心情处于合适的均衡状态。
对此，与希波克拉底同一时代的哲学家柏拉图不以为然。柏拉图认为，医生有时能够为轻度的精神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因为有时情绪问题会反映在身体上），但深层的情绪问题只有哲学家能够解决。在他看来，焦虑和其他的心理不适并非来自生理上的不平衡，而是来自心灵的不和谐；康复需要更深的自我认识、更好的自我控制，以及由哲学指引的生活方式。柏拉图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和头脑总体上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医生可以治愈一些微小的疾病，就像管道工人来修好水管一样；但是如果人的生理结构受损，医生就无能为力了”。这位哲学王坚信，哲学是治疗心灵唯一的合适方法。
《灵*论及其他》当然，希波克拉底对这种来自哲学家的看法同样嗤之以鼻。对此，他语带讥讽地宣称：“哲学家们就自然科学所说的一切，与医学之间的距离不比与绘画之间的距离小。”随后，柏拉图的弟子、西方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以一种更为宏阔的眼光审视了焦虑问题，他在《灵*论及其他》一书中指出，医生与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定义灵*的疾病。例如，哲学家认为愤怒是一种情绪，源自对冒犯进行回击的欲望；而医生则认为这是一种血液涌向心脏周围的现象。颇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学说，注重胆汁的温度：暖胆汁形成温暖和热情，冷胆汁产生焦虑和怯懦。在此，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亚氏对其老师柏拉图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无怪乎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会写下那句著名的话语：“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探索真理的道路总是崎岖而漫长。公元1世纪，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提出了错误认知的概念。在《论焦虑》一文中，爱氏写道：“困扰人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爱比克泰德认为，焦虑的根源并不在我们自己身上，而在于我们对现实的担忧。因此，缓解焦虑是一个“修正错误认识”的问题。与爱比克泰德同时代的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写道：“警告我们的事物比伤害我们的事物更多，我们在忧虑中受到的伤害比在现实中受到的更多。”这一论断与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Therapy,CBT）的创始人阿朗·贝克（AaronBeck）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相差无几，但比后者早了整整年。可以说，斯多葛学派正是认知行为治疗师的祖师爷。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开始笼罩着西方世界。由于天主教权威对人民思想的高度禁锢，以及封建割据所带来的频繁战争，任何*治、社会、技术和其他方面的进步都难以出现。这让人们有些顺从于那种可能具有进化适应性的情感生活：所有事物一成不变的感觉既令人沮丧又令人欣慰——不需要去适应技术或者社会的变化；对更好生活的希望也不会破灭，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希望。当生活被对永恒的罪（一位德国的方济会传教士认为任意一个人遭受诅咒的概率是1/）的恐惧（以及期望）统治的时候，中世纪时期人们的思维并不会像现代人一样，被发展的希望和对衰落的恐惧占据，焦虑似乎在人们的生活中隐匿不彰了。直到中世纪晚期，由于犹太-基督启示的影响，加之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才急遽改变了这种状况，对于罪过和谴责的焦虑（黑死病流行时期，“天谴说”成了社会的主流认知）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焦虑，英语的Anxiety一词，源自拉丁语Anxietas，指的正是向上帝忏悔并获得原谅之后的释然。然而，当这一焦虑发展到顶点的时候，就将被另一种焦虑所代替（正如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的妙见：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正是后者开启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崭新时代。
二
年4月26日，一个名叫彼特拉克的意大利人成功登顶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旺图山（Ventoux）。这是彼特拉克个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西方-世界历史的一个华丽转身的时刻：正是以此为标志，近世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第一缕曙光。站立高山之巅，俯瞰下界人间，彼特拉克不禁心神激荡，同时也倍感孤独，如其事后所说：“我突然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欲望，想重新见到我的朋友和家乡。”这时他想到了奥古斯丁，于是信手打开随身携带的《忏悔录》。正好看到第十章中的一段话：“人们赞赏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涛、日月星辰的运行，却遗弃了他们自己。”仿佛醍醐灌顶，彼特拉克顿时醒悟：原来，真正的高山，或者说真正需要认识和征服的对象，不是任何外界的有形存在，而是“我”的内心！这是他在五十八岁时的自我认识。而他早年的自我认识承载和透显了更多自我批判（同时也是自我期许）的沉重和紧张：
在我身上还有很多可疑的和令人不安的东西……我在爱，但不是爱我应该爱的，并且恨我应该希求的。我爱它，但这违背了我的意愿，身不由己，同时心里充满了悲伤……自从那种反常和邪恶的意愿——它一度全部攫取了我，并且牢牢统治了我的心灵——开始遇到抵抗以来，尚未满三个年头。为了争夺对我自身内二人之一的领导权，一场顽强的、胜负未决的战斗在我内心深处长期肆虐而未有停歇。（年4月26日致弗朗西斯科信）
这种沉重和紧张源于并且表达了中世纪人（以奥古斯丁为其原型）特有的一种生存焦虑，而这种焦虑——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正预示了后来蒙田和笛卡尔表征指认的现代意识与精神症候。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彼特拉克身上看到另一种“在世的心情”：不同于上述所谓的自我怀疑，它更多是一种源于他者——确切说是作为他者的古人和前人——知识（knowledgeoftheOther）的“影响的焦虑”。事实上，正是后者使彼特拉克成为“一个最早的真正现代人”（而不是一名单纯的中世纪西塞罗主义基督教道德哲学家），并率先开启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转型。
彼特拉克《秘密》意味深长的是，作为从“黑暗世纪”中走出的第一人，彼特拉克正是“黑暗（中）世纪”（DarkAge）这一深入人心的说法的始作俑者，他通过回望古典而发现了未来世界的入口。黑暗世纪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在上帝的强光下几近遁形，彼特拉克在一种深切的焦虑中重新发现了它。面对自己的直接前辈——“黑暗的”中世纪文化，一如彼特拉克之于但丁，文艺复兴精神通过远交近攻、厚古薄今的策略，从更久远的时代（在文艺复兴人看来，这是一个失落的美丽新世界）——古代希腊-罗马异教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模仿古人而战胜了前人，最终从古人-前人手中夺回了自身存在的权利和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彼特拉克的焦虑——历史证明这一焦虑提供了自我超越的动力并最终转化为审己知人的自信——正是这一古典精神的再现和新生。通过这一精神，彼特拉克成为了“文艺复兴之父”和西方人文主义第一人；也正是通过这一精神，文艺复兴成就了自身的辉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划时代运动中（无疑是过去一千年中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焦虑这一长久以来被视为病态的情绪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后世所谓的“存在性焦虑”经由彼特拉克播种蔓延，在蒙田对人的发现以及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经由他的著名观点：我思故我在）中达至高潮。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悄然发生：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域和阶级流动的增加、民主价值与自由的扩大……所有这些趋势（尤其是它们的综合叠加）都让焦虑爆炸性地增长，其令人惊愕的传播性和变异性不亚于瘟疫。于是，焦虑一跃成为过去几百年间萦绕于个人、社会、国家乃至文明的关键词。未必人人都有幸拥有闲暇，无聊也只是偶尔光顾人们的生活，辛勤劳作的人们甚至不知懒惰为何物，但焦虑却肆无忌惮地袭击着每一个人，从黎明到*昏，从工作到生活，从咖啡馆到时装店……可惜人们对它普遍心怀厌恶（甚至恐惧），且知之甚少，这是人类这一物种最大的不幸之一。
三
颇为有趣的是，焦虑不仅是观察文明演化的窗口，也是比较不同文化的镜面。焦虑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被专门研究（中医学中也没有“焦虑”的概念），但中国人的焦虑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我们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成书的《左传》中窥见这一源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所谓的“三不朽”成为后世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就此，对不朽的焦虑——是否德行圆满，是否建功立业，是否著书立说等等——成为中国人自身普遍焦虑（甚至是对下一代）的核心，这种对肉身易逝、精神长存的朴素追求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当我们读到《论语》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或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时，便不难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属于中国人的普遍性焦虑。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16世纪，处于中国传统地位序列（即“士农工商”）末流的商人也在内心涌动起追求不朽的焦虑，在个体自由和社会关系悄然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焦虑也和西方人一样迅速扩散和蔓延，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至今没有停歇。对此，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序言中敏锐地指出：“这是16世纪以后商人为自己身后树碑立传的心理动力，我曾称之为‘求不朽的焦虑’(immortalityanxiety)，恰与卡尔文教派所谓‘求解救的焦虑’(salvationanxiety)相映成趣。”可见，在明代后期这样一个大转型期内，商人世界居然也出现了“不朽”的焦虑，这反映了商人阶层的兴盛以及儒、商互动的深入。就这样，焦虑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中西方世界横行肆虐，并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进入17世纪，由斯宾诺莎代表的理性主义和帕斯卡尔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开始交汇碰撞，焦虑恰巧处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模糊地带，这一对立思想的交锋与碰撞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一种难得的视角。斯宾诺莎认为，“任何东西都努力保持自己的存在。这种努力就是存在本身；它只表现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这种努力如果与心灵相联系，它就是意志；这种努力如果同时与身体和心灵相联系，它就是欲望。对于不同事物的欲望就产生了情感。斯宾诺莎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情感是一种混淆的、有局限的观念，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使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没有直接研究焦虑问题，而是谈及了恐惧。他认为恐惧是一种不确定的痛苦，而希望是一种不确定的快乐。“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反之亦然。恐惧起于心智的软弱，因此是理性没有运作的缘故。”
帕斯卡尔《思想录》斯宾诺莎将希望与恐惧并列，其实已经站在了焦虑问题的门槛上，因为焦虑本身就是一种既有期待又有恐惧的心理冲突状态，但他始终临门而不入，乃是因为他对理性的信念太强大使然（焦虑有着非常显著的非理性的一面），是时代精神决定了焦虑问题未能进入斯宾诺莎的思想视野。与斯宾诺莎对理性的执着相反，帕斯卡尔虽是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却对理性的人充满疑虑和忧思。人这支多愁善感的思想的芦苇，吹出的是一曲有关人世沧桑的哀歌。他看到生命的脆弱与短暂，感叹际遇的无常与偶然，发现人因害怕孤独而“总是匆忙度日”，发现理性因过于自负而错过了对情绪的细心考量。因此，帕斯卡尔说，“心的理由是理性所不知道的。”虽然帕斯卡尔没有对焦虑提出见解，但他对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的认识，揭示了人类情感非理性的一面，对焦虑问题有着巨大的启示。就此，焦虑揭示了自身与恐惧的某种亲缘关系，并透露了非理性的显著特点。然而，由于西方文化一直对理性的、机械的现象过分热衷，并对所谓的非理性经验加以抑制，这导致了焦虑问题迟迟得不到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在年代之前，尽管针对恐惧的研究在心理学界已成为主流长达半个世纪，但除了精神分析学派之外的所有心理学家却根本不把焦虑问题当一回事。或许正如帕斯卡尔的洞见，对智慧的真爱与尊重是人类的少见现象。“我们被放置在一座巨大的媒介中”，他满怀悲悯地观察道，“永恒地在知与不知之间悬荡着”。这份对智慧的真爱与尊重，将在19世纪（遇见真爱永远不会太晚）一位丹麦隐士的身上展露无遗。正如闲暇等待着皮珀，无聊等待着海德格尔，荒诞等待着加缪，懒惰等待着鲍德里亚，焦虑所等待的，是克尔凯郭尔。
四
根据德国学者维尔纳·布洛克（WernerBrock）的说法，克尔凯郭尔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心理学家，他或许在思想的广度上不如尼采，但是在深度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洞察力方面，也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差堪比拟。”在克氏饱含焦虑、忧思的深邃目光的长久注视下，这朵黑暗中的焦虑之花竟开得如此绚烂、辉煌。深究细读之下，我们发现这背后的秘密在于，克尔凯郭尔对于焦虑之母——自由有着极为深刻与独特的理解。进而言之，正是克氏在年出版的《焦虑的概念》一书中对焦虑与自由的关系作出了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诠释，才使得我们能有幸一睹焦虑的真容。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让一大批哲学家、神学家和作家为之叹服，并成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基石。
克尔凯郭尔开宗明义的宣称：焦虑总是被理解为朝向自由的。在此，克氏将自由界定为可能性。他认为，人类的特质与单纯的动植物不同，在于人类可能性的范围，以及人对可能性的自我觉察。进而言之，人类是不断受到可能性召唤的物种，他们想象可能性，前瞻可能性，并通过创造性活动把可能变成现实。因此，伴随着这份无处不在的可能性的自由而来的便是焦虑。克尔凯郭尔说：“焦虑是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时所呈现出的状态。”由此，克氏极具天才洞见的指出，“如果人是野兽或天使，那么他就不会感到焦虑。因为他是两者的综合体，所以他才能够焦虑，而且焦虑越强，人就越伟大。”这份存在性焦虑没有必要去试图缓解它，而是要发挥它在创造性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是的，我们感受存在主义焦虑的能力是随着自我意识的诞生而产生的，在彼特拉克以及后世无数的文艺复兴人乃至自由人身上，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个人成长的旅途中，我们开始探索面前的无数的可能性，并看到追求每一种可能性将如何打开一扇通向不同的未知世界的大门，这种在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中意识到自由会产生焦虑。由此，克尔凯郭尔给出了关于焦虑的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定义（它极为罕见地集合了简洁、深度与诗意）：“焦虑是自由所带来的眩晕”。随后，他给出了一个同样绝妙的隐喻：面对生命的所有可能性，我们就像站在一个隐喻性的悬崖上，其下便是深渊，此时我们意识到“成为有能力者的惊人可能性”。是的，焦虑是我们面对可能性时的宝贵自由，它赋予了我们对命运的控制。
通过阐述焦虑与自由的关系，克尔凯郭尔祭出了他那令人着迷的心理学式写作的核心问题：人如何能够自主地成为他自己。他主张，我们无法定义个人存在的自我，因为自我即是自由，意欲成为他自己乃是人生的真正志业。完整的自我人格是奠基于个人面对焦虑，以及虽有焦虑依然前进的能力。因此，逃避自由就是拒绝成长，拒绝自己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由此引出了最为精彩的主题——焦虑与创造。在他看来，创造意味着在人类关系与文化形式中，产生了某种崭新与原创的事物（例如艺术家的创作）。人会有焦虑是因为有创造的可能，创造自己，意欲成为自己，以及在无数的日常活动中创造可能。克氏冷静地写道：“创造性越高的人，潜在的焦虑就越强。……越是伟大的天才，陷溺于焦虑中越深。”
因此，克尔凯郭尔认为，坦诚面对疚责问题（疚责感是焦虑的副产品）的犹太教，要比以命运信仰为依归的希腊文化更胜一筹。不世出的创造天才绝不会退缩至命运的信仰中，以逃避焦虑和疚责，他会向前通过焦虑和疚责，以此创造无限可能。克氏对于焦虑最迷人的描述是把它看成“学府”（school），这不由让人想到另一个迷人的概念——闲暇（Leisure），它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中，其含义都是指“学习和教育的场所”。焦虑和闲暇一样，都是一所伟大的学府（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既没有教会我们如何认知和处理焦虑，也没有教会我们如何理解和享受闲暇）。焦虑是比现实更好的老师，因为我们或许可以避开不悦的环境，而暂时逃避现实，但是作为教育资粮的焦虑却总是存在，因为人们离不开它。直面焦虑，就是坦诚地面对和接受人类的处境——生老病死，以及无处不在的挫折、压力、苦难、别离……无论它们是现实性的，还是想象性的（现代神经科学表明，想象一场悲剧，与真实经历一场悲剧，在我们的大脑里引发的压力反应是一样的）。
五
进入20世纪后，人类的物质生活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空前丰富，而精神生活却因为信仰的失落而变得异常贫瘠，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更是让世人充满了迷茫、无助甚至绝望之感。两个关键词成为时代的精神符号，一曰“荒诞”，一曰“焦虑”。精神分析学派敏锐地抓住了弥漫在空气中的焦虑气息，其创始人弗洛伊德将动力生理学引入精神分析的领域，将焦虑作为一个重要的心理学范畴加以研究。年，弗洛伊德在其影响深远的《梦的解析》第二版的脚注中写道：“人的诞生是第一次焦虑的体验，因此也是焦虑影响的来源和原型。”第二年，他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一次演讲中重申了这一概念。
弗洛伊德敏锐地观察到：“人类的婴儿以比其他种群的幼仔更不完全的状态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人类在存活方面比其他动物显现出对母亲更高的依赖性。婴儿从一出生似乎就有一种本能的感觉，母亲可以提供寄托和援助，并且迅速地了解到母亲的出现等同于安全和舒适。相反的是，母亲的缺席等同于危险和不安。因此，他将人类最早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此后一切焦虑的来源。对此，弗洛伊德以其一贯优雅、明晰的笔触写道：“‘无助’（helplessness）这一生物学因素于是转化为对被爱的需要，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第一次焦虑是由于失去母亲的照顾，在生命的其他部分里，“所爱的人的丧失……会给人带来新的、更加持久的患上焦虑症的危险和机会”。
几乎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MYerkes）和约翰·迪林厄姆·多德森（J.DDodson）进行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等程度的焦虑可以改善人和动物的表现。同时，过分的焦虑会导致表现不佳，但过少的焦虑同样损害了表现水平。这一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论证了克尔凯郭尔关于焦虑与创造力的深刻洞见。“梵高、牛顿等大多数天才和伟大的创造者都不是性格平静的人。他们都情绪紧张、自尊心强，被无情的内在力量驱使着，被焦虑整日围绕着。”其中一位心理学家写道。同时，来自艺术家和作家的证词也佐证了克氏的观点。印象派绘画大师埃德加·德加（EdgarDegas）曾说：“作画时所投注的情感，要像犯罪作案时一样强烈”；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Mann）则言及“珍贵的疚责秘密”是艺术家常保不失之物。
20世纪50年代，抗焦虑药物的用量呈现了爆炸性增长，部分精神病医生便警告人们要当心一个焦虑程度不够的社会所带来的危险。“没有焦虑，很多成就便无法实现。”波士顿大学焦虑障碍治疗中心创始人以及名誉主任戴维·巴洛（DavidH.Barlow）说，“运动员、演员、企业管理者、工匠以及学生们的表现会大打折扣；人们的创造力会消失；农作物可能也不会被种植。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坐在树荫下消磨我们的时光。这对于一个种族来说是致命的，危险不亚于一场核战争。”是的，远古人类的原始焦虑正是来自猛兽的尖牙和利爪，这种生存的焦虑保存了种族的延续，换言之，那些不懂得焦虑的祖先早已成为猛兽的盘中餐。
《焦虑的意义》对此，克尔凯郭尔的私淑弟子、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RolloMay）在《焦虑的意义》的年修订版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再是老虎或者乳齿象的猎物。会让我们受到伤害的是自尊心的受挫、同类的排斥或者在竞争中出局的威胁。焦虑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但焦虑的体验相对而言仍保持着从前的样子。”这让人联想到英国牧师、学者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于年在奇书《忧郁的解剖》中以一种被现代研究结果支持的临床准确性对焦虑所做的定义：焦虑是“悲伤的姐妹、值得信任的随从、持久的伙伴，以及在产生过程中的助手和主要委托人，是悲伤的原因和症状”。是的，一个21世纪的当代人在意识到自己长久萦绕的焦虑时，同样会感到莫名的悲伤。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焦虑的内涵在数千年来丝毫没有任何变化。恰恰相反，焦虑和人类一样，经历着不断的进化。远古时期，人类祖先生活在一个及时反馈环境中。饿了，你就走过去咀嚼树叶；暴风雨来了，你就在灌木丛下避难；发现有狮子围捕你和你的同伴，你就逃跑。你所有的行为都指向及时效益，人类的大脑结构自然与这种及时反馈的环境相匹配。现代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大约00年的所谓的智人。他们有着与你相对相似的大脑，堪称鼻祖。尤其是大脑最新发展的部分和负责高级功能(语言)的部分——大脑皮层在那个时候与现在有着差不多的大小。难怪有人感叹：人性的进化是缓慢的。
然而，在过去的年里（大约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时间），我们的文明演变成了一个延迟反馈环境的社会。相比史前时代，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呈现指数级数的增长。尤其是过去的年中，我们见证了汽车、飞机、电视、笔记本和互联网等的飞速发展。微小的时代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