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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为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生活和康复提供支持，或是这种支持的缺位，其最终的效果都不止于个体的精神障碍者，而是会落回社区和社会本身。即帮助精神障碍者走出社区生活和康复的困境，无疑也关系到社区和社会本身的福祉。没有谁可以是旁观者，所有人都是当事人。
对自己和他人没有危险性的精神障碍者，有权利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康复吗——封闭的精神科机构？家中？抑或在社区里？
从个人权利的视角来看，精神障碍者在社区生活和康复是值得倡导的。这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也没有问题，而是早已形成了共识。问题在于实践层面：我们的社区做好了准备吗？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三起社会新闻，可能都会让人对精神障碍者的社区生活及康复感到不乐观：
年，西安某大学教师突然离世，留下没有自理能力、无法与任何人沟通的27岁自闭症儿子；年，广州83岁*姓老人独自照顾智力障碍的的儿子40余年，终不堪重负，杀害其46岁的智障儿子后投案自首；年，17户精神障碍者家庭通过正当程序申请到公租房，但尚未入住就受到同小区业主的激烈驱赶。
在前两则新闻里，我们能明显看到社会和社区的缺位——新闻里的两对母子都生活在各自的社区里，可是很难在他们的生活中看到“社区”这个维度和“社区”为他们提供的支持。
在第三则新闻里，我们看到的是“社区”对精神障碍者及其家庭的激烈排斥。而三则新闻放在一起，既呈现了已经发生的悲剧，也暗示了继续发生悲剧的可能性——我们的社区会为精神障碍者提供支持吗？可能很难。我们更不知道对精障者及其家庭友善的社区何时才能普遍存在；精神障碍者生活在社区里却得不到支持，会怎样？可能会很惨。
近一年来，我开始观察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的现状。虽然现有的观察笔记远不足以形成揭示“真实世界”的研究成果，也不具有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但我仍想分享其中三个人的经历，并试图探讨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在当前情况下面临的困境和需要的支持。
昊俊，曾是体育特长生，原本的人生规划是毕业后去健身房当游泳教练。年，在他读大四的某一天，几乎是没有什么征兆的，他开始出现幻听。
他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求助。心理老师跟他说，每年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大四的学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毕业找工作压力太大了，不要多想。昊俊心里知道，自己的情况应该不是“压力太大”这么简单。决定去找心理老师时，他心里最想问的是，我该去看医生吗？我该去哪里看医生呢？但他终究没有问出口。
“那个声音”一下子打乱了他的生活。因为害怕“那个声音会逼着我做坏事”，他只能尽量一个人呆在寝室里，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直到“那个声音”开始怂恿他去死，他才再一次向别人求助。他的室友们用了一个通宵上网检索各种讯息，决定陪他去看精神科。
在那里，昊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医院住院治疗了29天后，医生建议他回家服药，每周复诊。昊俊觉得“那个声音”已经消失了。但药物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原本是体育生的他，发现自己连上楼梯都会喘。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误信自己已经好了，昊俊决定停药。
没几天，“那个声音”又来了，而且来得更加“猖狂”。
从年到年，昊俊前前后后进过11次精神医疗机构，其中有8次是他主动就医，2次是因为出现自杀倾向而被家人送医，还有一次是被居委会强制送医。
他说，医院，去医院的原因也不同，但这11次其实都是“相似的轮回”：“每次都是医生觉得我情况好转，可以回家服药，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按时吃药。有时候是忘记了，有时候是那个声音叫我不要吃药，还有的时候是因为吃药实在太难受了，我坚持不下去。药一停，就会更严重，就又要住院。”
最初，昊俊的妈妈从老家到他身边照顾他。当他强烈抗拒吃药的时候，妈妈“打不过他”，而他也很怕“那个声音”会逼着他害妈妈。他尝试过回老家生活，原本是想着老家的亲戚们都住得很近，可能可以帮忙监督他服药，但亲戚们一得知他有“精神病”，都像躲瘟疫一样，并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
他在老家住过两次“所谓的精神病院”，他觉得那就是一个“安置老弱病残的地方”，并不能让他的病情好转。后来他又独自去了离家不远的城市生活，情况好一点的时候打零工，情况不好的时候就让妈妈来照顾他，情况最不好的时候就去住院。
“医院治得比较好，但是病床紧张，病得不够严重是不会给你长住的。医院是想住多久都行，但住多久都不会好转。我住在外面，就是很难做到坚持吃药，做不到，医院。”
因为反反复复的住院，也因为怕病情严重的时候会伤害人，昊俊已经很久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什么社交，只和以前的室友保持联系。
介绍我认识昊俊的正是他以前的室友。我们聊起昊俊时，他最想知道的是，如果昊俊刚出现幻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陪他去看精神科，会不会不至于到今天这样？而我心里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昊俊都只有“住院治疗”和“靠自己康复”这两个选项，为什么没有“由专业人员在社区里指导服药、支持他康复”这个选项呢？
欣迪今年30岁，她的人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封闭的机构中度过的。年，欣迪读高三的时候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因此休学。在医院和家里轮着住了近一年后，她的父母决定把她送到康复机构长住。因为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父母不希望她对他们产生不好的影响。
欣迪被送去了一间“中途宿舍”。她说，这间机构在建立之初确实是希望仿照港台的中途宿舍的模式——为出院的精神障碍者提供康复支持，帮助他们尽快回归社会。但这么多年来，她只见过从这个“中途宿舍”里重返精神病院的，没有见过从这里重返社会的。对于她和她的大部分“舍友”而言，这里可能就是“世界的尽头”，他们渡过余生的地方。
欣迪在这间“中途宿舍”住了五年多。直到年，妹妹开始工作挣钱，并且愿意接欣迪出来和她同住。最初的一周，妹妹请了假陪伴欣迪。她们一起去买了新手机，妹妹帮欣迪下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