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概念经常被等同于善的概念，于是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
——鲁思·本尼迪克特（—）
资本主义的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不是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根据自身的本质，率先为人类的身心健康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加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人类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罗伊·理查德·格林克在《谁都不正常：文化、偏见与精神疾病的污名》中如是说。最为明显的现象是，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变使得此前能够获得家庭和社会环境照顾而“隐形”的精神疾病患者成为“显性”的监狱的罪犯或收容院的居民。这期间，各种语言中也需要发展出相应的术语。如在法语中，“精神错乱”（folie）这个字以前还有另一层意思，指一个人缺乏遵守社会和经济生活规范的能力。十八世纪后期，欧洲监狱改革者和医生首先发现了法律和行*体制在定义上的错误。他们提出，必须明确区分监禁刑事罪犯监狱和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容院。
所谓“正常”或“不正常”的定义与标准，在医学、社会及文化语境中各有区别和发展。人们在使用这一判断标准时，实际上已暗中启动了污名化。污名是一种社会机制——社会使得它的一些成员感到耻辱，并将他们边缘化，进而剥夺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因为他们的言行与社会所制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种惩罚机制不仅会伤害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也会伤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而被这个社会定义为特立独行的人们。格林克指出，对于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体制认可的健康劳动者，并为它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污名机制便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中背离社会道德的成员，成为众矢之的。
在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的语境下，学生问格林克，“难道没有人是正常的吗?”他回答说：“没有。谁都不正常。”在书中，格林克从资本主义体制、战争和精神疾病的医疗化考察了精神疾病概念发明的历史，污名机制给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痛苦和不公，战争和灾难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及精神科在诊治方面的发展，描述了神经多样性给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和创造性。
战争会让人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