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血腥外壳下的人性博弈
一部以食人魔为主题的血腥作品并不稀奇，《沉默的羔羊》恰在于没有以食人魔开场，而是以一个年轻女人的视角逐渐逼近。
《沉默的羔羊》的恐怖，不是鲜血与脑浆堆砌出来的。“食人”这种寻常设计不是核心，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恐惧——社会底层向上的阻力、女性歧视、暴力压制与绝对孤独。
影片选择开始于一片丛林，见习特工克拉丽斯在其中训练奔跑。丛林在文化象征中代表人性的潜意识，里面似乎隐蔽着许多未知，尤其带有黑色淤泥的丛林，更加象征潜意识的深处。而后，她被派去和一个食人魔心理医生汉尼拔会谈，在地下监狱里。按照荣格心理学，地下的房间总代表着许多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象征的层面可以将之视作我们每个人的阴影——夜晚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其实不来自环境，而来自内心。
而对于“羔羊”的理解，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也许能给出我们答案：
“我们好像草原上的羔羊，在屠夫眼前嬉戏，一只接一只地成为他们的猎物。就像这样，我们在平安的日子里，不知道悲惨的命运正在等着我们：疾病、迫害、贫困、残废、失明、疯狂和死亡。”
被絭养在无知的命运牢笼里，随时可能被暗处的魔*盯上，我们都像牧场里随时被宰杀的羔羊。羔羊也就是小羊，在本作品也暗喻童年。
“由于生殖系统的可怕活动仍处于静止状态，而大脑活动已经充分发挥，所以童年是天真快乐的时光、人生的乐园、失落的伊甸园，所以我们一生其余的漫长时光都在热切地回顾童年。”
童年经验，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至关重要；野牛比尔也好，克拉丽丝与汉尼拔也罢，都有过悲惨童年的经历。但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苦难造就不一样的人格路径；有人堕落成为恶魔(比尔)、有人升华成为天使(克拉丽丝)、有人则如不偏不倚的上帝(汉尼拔)。
沉默的羔羊在片中有两处对应。
克拉丽丝抱着羊羔逃跑以及在逃跑中产生的迷惘、怜悯等复杂情感成为一段潜意识，深埋在了她幼小的心灵里，这与野牛比尔想变成女人的潜在欲念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而不同之处在于，野牛比尔通过拿女人制成衣服来完成欲念；而克拉丽丝通过消灭犯罪，保护弱者(拯救羔羊)来平衡心灵创伤。
而羔羊的“尖叫”也许是一种抽象的意向，是克拉丽丝心中存在的声音，如梦魇一般次次回响。我们被告知，“羔羊一向是最沉默的”，而在克拉丽丝眼中，它们因受难而不断求救挣扎。因为她有着与众不同的敏感与悲悯。
数倍于常人的敏感与慈悲，所以在汉尼拔的素描里，她一身白衣怀抱羔羊，眼神看似温柔却饱含坚毅的力量，像极了一位圣母的形象。
他们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去，汉尼拔自认不属于人类而比人类更高级。他看透了人类，明白所谓人生到头来不过一场悲剧，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他不忍心看着人们奔忙一生，空欢喜一场。他有着菩萨的心肠，却用了魔*的方式。
而克拉丽丝，曾经想要救羔羊，却发现它们“太重了”。牧羊人亲戚一怒之下把她送进了孤儿院，接着她就得知了羔羊全部被宰杀的消息。她时常在睡梦中惊醒，听到那些呼喊。她气自己没用，不能拯救那些羔羊。同样，她也气自己没能好好保护亡故的父亲。所以，她成为了一名探员，子承父志，拯救“羔羊”。
那么，他二人某种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完成对他人的拯救。
而克拉丽丝想要破案，想要成为人们心中的救世主。其实她真正所想，是救赎她自己那失败的过去。相比之下，史达琳更像是圣人，她选择渡人，而不是替人做选择。影片里关于她，更隐含了一个社会问题——在男权社会，女性如何获得自己的独立话语权。
她是探员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影片中通常以画面和构图诠释了压迫感，不管是办公楼内大量的男性探员与在女性数量的对比，还是男探员中间，因为身高差几乎被淹没的克拉丽丝，甚至她获得这项任务，都仅仅因为女性的身份而已。她去精神病院找汉尼拔，都会被院长调侃一番。这在这部作品中(小说原著更为明显)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
正反两派都存在心理的问题，杀人狂背后有一个渴望改变性别的愿望支撑，而克拉丽丝表面女强人的背后，隐藏着童年创伤与性别焦虑。正反两方实际共有同一套病理结构。
《沉默的羔羊》的最高潮部分，通过蒙太奇戏耍了我们，大批警察要对付野牛比尔？不，真正面对他的，是克拉丽丝这个警察里的“野牛”。野牛试图披上女人的皮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克拉丽丝要通过男人的阳刚气质来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二人谁赢了并不重要，真正的幕后推手汉尼拔，才是赢家。
汉尼拔是从野牛和克拉丽丝的正反对立中脱离的，正如尼采所说的那种“善恶的彼岸”的人，正反这种思维在他而言没有意义，他是唯一一个不被身份认同问题所困扰的人，因为他单纯不在乎。
齐泽克曾经在《延迟的否定》中提到，汉尼拔是在于克拉丽丝的关系中，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食人魔。因为他吃掉的是克拉丽丝的童年创伤。从影片整体上说，只有汉尼拔的存在，才能揭露出“大家都有病”的结构内核。
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里，史达琳第一次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作为交换，汉尼拔教给了她所谓的犯罪哲学：
这一段话，又何尝不是人生写照，贪图什么，对人类的“拯救”。吃人也好，杀人也罢，汉尼拔总是在让人们得到他认为的解脱，不动摇也不怀疑；史达琳贪图什么，自我救赎。所以哪怕明知道比尔案件千难万险，还是查下去，因为那是唯一可以获得解脱的机会；比尔又贪图什么呢，表面上是成为一名女性，实际是对掌控自己人生的追求。小时候受尽母亲的*打，他才认为女性身份就代表着权力，对其有着病态的渴求。
汉尼拔一向对人心十拿九稳，而克拉丽丝是个例外。他曾猜测她兴许是受过性虐待又或者想逃离穷困贫瘠的童年，无论哪种终归局限于个人的不幸命运。因噩梦而自伤乃人之通性，但终究悲剧性都带着特定经历的烙印。而真正的悲剧性应更普遍地存在着，不依托于这种表象，基于生命本源的战栗。抛开滥情式的自我宣泄，理智而朴实的灵*都能与之共鸣，这是克拉丽丝悲剧的核心。悲天悯人的情怀，对苦难的大爱，都使克拉丽丝具有一种圣洁殉道之美，也令汉尼拔被她吸引，而对她的故事一再探寻。
两人在片中仅有的一次身体接触是食指轻触，像极了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创世纪》中，上帝的手指点化了亚当，从此，神与人的灵贯通了。
他们两个人隔着铁笼的对话，出现了很多极具象征意味的对白。克拉丽丝说，那些羔羊“不知道逃跑，只是困惑地站在那里，不愿意走”。和世人何其相似，即使被给予肉体的自由，仍然是自己心灵的囚徒。强者自救，圣者渡人，可大部分庸人可悲到意识不到身在悲剧之中，只怀着一颗脆弱的心，不断徘徊而沉溺于痛苦之中，发出垂死的尖叫。就像“TheSoundOfSilence”里，当沉默变成了一种声音，世人才错以为，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撕开这层表象，我们眼前何尝不是烈焰燃烧的地狱刑场？生之痛楚，生之沉重会毫无偏颇降落在我们头顶，克拉丽丝说“它们太重了”，又何止是那些羔羊？
而这个世界本身也许才是汉尼拔所说的，那双贪图的眼。人带着欲望的原罪降生，逐渐互相倾轧形成一张无形的网——每一个人既是恶行的受害者，却又是加罪者；既贪图地窥视，又惊恐地逃避。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勇敢的克拉丽斯，如果有一天你的羔羊停止了尖叫，你会来告诉我吗？”
而影片结尾对小说的诠释更加耐人寻味：汉尼拔博士消失在人海中。如果他愿意，可以杀死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死亡暴力艺术家”就在他们身边。随着镜头角度的变化，他在镜头中越来越小，就这样淹没在人海中。也许无数人有着各自病态的心理结构，而他戴上若无其事的面具，就这样与你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