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雄猫着腰，穿过一排蕉叶，钻进了低矮漆黑的高架桥洞里。
半分钟前，他从京港澳高速旁走过，下意识地往桥洞里一瞥，隐约看见一个躺在凉席上的身影，“大概率是流浪者”。
对流浪者而言，桥洞是适宜的居所，尤其在夏天。这里有足够宽阔的场地、随汽车呼啸而过的风和大片的阴凉，雨水和阳光都打不到他们身上。
在深圳这座聚集着多万人口的城市，流浪者常常被人忽视。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联系亲属。
但根据易雄的经验，愿意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都不想失去自由”。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无定所、风餐露宿。
29年来，已有将近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他相信，回家，才是他们更好的归宿。
流浪者不回家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桥洞里的男人依旧不发一语。
易雄蹲下身，凑过去套近乎：“小兄弟你干嘛睡在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你是没钱还是没身份证？”“快中午了，要不要吃点东西？”男人只是眯眯眼，翻过身继续睡。
易雄掏出手机，对着他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又录起了视频。男人看着年轻，长了一张圆脸，颧骨很高，头发像刚剪过，衬衫和长裤都有些脱色、磨破了边，旁边摆了双崭新的蓝拖鞋。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杂草的凉席外，没有其他行李。
这些迹象表明，男人流浪的时间或许不长，有可能只是刚刚失去工作、找不到生活来源，或是被人骗了、遗失了钱和身份证。“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骗来的？进了黑厂？”
“黑厂是有”，男人终于开了口，带着浓厚的两广口音。男人告诉易雄，他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七年前和叔叔来深圳打工，后来叔叔生病回了老家，自己又被骗进黑厂，跑出来找不到好工作，手机也丢了，身上只有身份证和多块现金。
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证，姓谭，年生，是广西合浦县人。易雄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不再回答。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证照片，答应帮他找一份靠谱的工作，起身离开。
深圳是一座“由外地人撑起来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万，有多万外地人，他们在这里寻找梦想与金钱，一年为这座城市贡献超过2万亿元的生产总值。
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尽管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可能并不“体面”。但五年前，深圳市城管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不会禁止和驱赶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站的救助对象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救助站只对流浪人员进行临时性社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１０天。
在易雄接触过的近千名流浪者中，小谭是最常见的一类人：年纪轻轻，从五湖四海来，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丢掉工作，或是丢掉钱包、手机或身份证，与家人不再联络，从此流落街头。
年，易雄制作了一张“站外救助登记表”，帮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记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所有流浪者中，来深圳务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多数来自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份。
而在救助原因这一栏，务工不着、被盗被抢被骗的情况最为普遍。“很多流浪者其实想回家，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因为他是出来挣钱的，没挣到钱回去没有面子，只好一天混一天。”
比如杨宇（化名），广西人，80后。年，他来到深圳，开始做日结工，在松岗租块一个月的群居房。在此之前，他做过搬运、挖树、修轮胎。
但后来，杨宇不愿天天工作，钱不够花，带着一条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桥底。今年春节，杨宇回过一次家，他发现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废，村子里也没剩多少年轻人，过完年便回到了深圳。“没事可做，在这捡废品都比在家强”。
运气好的时候，杨宇一天能捡到二三十块的废品，足够在路边买两份一荤一素的快餐。而在去年，深圳市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相当于他捡四五年的废品。
杨宇和收留的流浪狗一起，住在松岗的一处高架桥底。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
回不了家的还有精神异常的流浪者。易雄见过，原本能正常沟通的人，会突然开始追车、爬树；喜欢睡在树荫下的中年女人，心情不好时见人就吐口水，易雄与她打交道多年，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龙江；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对前来搭讪的易雄破口大骂，又掏出了三把匕首，易雄只好报了警，“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先报警，再打，如果确认流浪者有精神异常，医院治疗”。
医院的数据显示，从年到年，医院共救治了名流浪乞讨精神病人。
“看到流浪者，心里就不舒服”
29年前，17岁的易雄刚念完初中，也是铺盖一卷，南下加入务工大军。刚到深圳时，他在工地上拉砖、打水泥浆，一天能挣十块钱。那时，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天花板是用油纸铺的，半夜雨点大颗大颗地砸下来，吵得人睡不着。
如今，易雄不再年轻，皮肤晒得黝黑，添了白发和皱纹，爱穿长袖和西裤，出门背橄榄色斜挎包、骑银色自行车。
他的工作是在家附近当保洁员，天蒙蒙亮就起床，在城市尚未苏醒时扫地、倒垃圾，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当义工、寻找流浪者。
年，易雄加入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他是最积极主动的人之一，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儿。为了更好地帮助流浪者，还专门自学考取了社工证。后来，他还成立了专门帮助流浪者回家的义工团队“爱心飞翔”，和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合作，在深圳发展了近百名成员，有打工仔、小摊主和公司高管。
妻子带着儿子回东北老家上中学后，易雄独自租住在沙坣新村的一栋握手楼里，每月房租元。家门口贴着几百张易雄与受助流浪者的合影，客厅四面墙挂满了锦旗，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大爱无疆”，靠墙堆着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八宝粥和自热米饭。
易雄住的出租屋里，挂满了流浪者家属送的锦旗。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
“因为我知道流浪的苦，也受人帮助过，所以我想要反过来去帮助人家”，易雄说。在他7岁那年也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他独自乘大巴去乡下外婆家，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迷迷糊糊下了车，才发现坐反了方向，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走，睡在桥洞和马路边，吃路人施舍的馒头。
直到碰见一位30岁左右的阿姨，把他带回家，帮他洗澡、下面条。易雄告诉阿姨，自己家在武冈古城，她便写了纸条给跑邵阳的客车司机，托他贴在城门口。几天过去，易雄的父亲见到寻人启事，来把他接回了家。
从那以后，易雄开始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