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初春，我在上班路上突然接到律所打来的你赶紧过来，有个精神病来找你了！
我赶到所里，眼前的一幕让我内心崩溃——我的当事人李芳，正把律师前辈堵在办公桌旁边，声嘶力竭地朝人家说着什么。
仔细一听，她竟然是在谴责我上班太晚，这时候还没来。
我被气笑了。
“李芳你给我过来，人家也不是你的律师。”听到我一声吼，她停止了无休止的胡闹，跟我去了会客室。
我开始后悔给李芳提供法律援助了，这人实在不正常。
李芳是我昨天刚接的案子，接的过程就很蹊跷——法律援助中心的熟人突然打来电话，让我赶紧过去一趟，问到细节一概不说。
等我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李芳：这个我后来叫她“芳姐”的女人安静地坐着，边啃苹果，边对我眨巴着大眼睛。她的头发好像一个月没洗过，黏在一起，身上弥漫着一股异味。
天气已经回暖，她还穿着雪地靴，鞋底被磨得和鞋体分家，咧着一个尴尬的口子。
芳姐丝毫不顾及我打量的目光，吃得很开心，晃荡起双腿，像个小孩一样。
法援中心的熟人要我先答应援助，才给看资料。这只有一种可能——芳姐的情况太棘手，但凡看过资料的律师，都不愿意援助。
我还是新手的时候，这位熟人就经常给我案子，既然他开了口，这案子我是无论如何都会接的。
等把芳姐带回律所，我才知道没有一个同行愿意接手案子的真正原因。
李芳的案子其实很简单，被餐馆老板拖欠了4个月工资，总共也就一万块。
就这么点信息，她一下午都没说明白，反而讲了一堆餐馆经营状况、住宿条件、同事们的生活琐事。刚刚还在说工资，下一句就变成自己受了委屈。
她陷入了表达的怪圈。
普通人说话是想好了再说。而她是脑海里只要飘过一个念头，嘴巴就会自动说出来。
我修过心理学，结合芳姐的状态，怀疑她有某种间歇性的精神类疾病。
我不敢去刺激她，只能让她说下去。但这个过程太煎熬了，我全程看着芳姐不停开合的嘴唇。她岁数比我大，还一口一个“大姐”地喊我。
每次我只要试图打断，她就马上提高音量把我盖过去。
没有办法，我只能站起身去给芳姐倒了一杯茶。看到面前的茶杯，芳姐却突然安静了，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翻出一个破旧的蓝色塑料杯，晃了晃杯子，又看了看我。
我明白了，直接去把茶壶端过来，把她的杯子灌满。芳姐心满意足，我以为她能停下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芳姐继续开口说：“大姐，是这样的……”
老天！那一下午，除了听芳姐说话，我什么都没干成。
没过多久，有前辈来找我跟他做案子，他说芳姐这种法律援助能不做就不做，挣不了钱还牵扯精力。
法律援助绝大多数都会被嫌弃，只有块的补助，不够倒贴的，还容易遭到当事人的谩骂。
但还没等我考虑清楚，接下来的事就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挣不挣钱，有些案子注定和你有关。
1.
往后几天，芳姐就像认准了我，总上门来逮我。要是她逮不到我，就会挨个骚扰同事，抓住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同事们起初还试着安抚，最后都只能想尽办法躲开。
芳姐就像上班打卡一样，每天准时出现在我们所，套路还是原来的套路，不管对着谁，唠嗑就完了。
芳姐来律所时，我总会烧好一壶茶装进她的蓝色塑料杯，怕她又把自己说渴了。
到了午餐时间，芳姐有时饿了，就直勾勾盯着我早上带的水果。
我给她10块钱去楼下买套煎饼果子，她每次都会把剩下的两块钱小心放到我桌子上，再安静地啃上一会儿煎饼。
我发现，只要给芳姐东西吃，她就会停止絮叨。
好不容易解决了芳姐“祥林嫂的难题”，更让我头疼的是芳姐糟糕的个人卫生，离我近的同事几次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