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以爱的名义”
视觉中国供图
断绝关系
若曦已经两年没和父母说话了。
两年前，父母以旅游为名，把她骗去“大爱无疆”游学营，一个宣称可以治疗青少年抑郁症、强迫症等问题的民间机构。在那里，她遭遇两次殴打，被强迫跪下磕头，最后写下和父母断绝关系，以及“是死是活和‘大爱无疆’无关”的协议书。没有手机，没有钱，她攥着这两张纸和身份证，沿马路走了一夜，从位于草原的营地走到赤峰市区，找到了救助站。
从那之后，她一直独自住在家里的老房子里，并退出了所有的家庭
曾经的
但很多参加过游学营的孩子不这么认为。一个15岁时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年11月参加了游学营，由于看不惯在那里所有孩子要叫居裕然“爸爸”，以及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她激烈反抗，“被打得很惨”，连报了3次警。
年5月，岳明菲从自己的病友那听说了“大爱无疆”，决定要联系心理机构进行“反洗脑”。她联系了近20位受害者，记录他们在“大爱无疆”的经历。这后来发展成一场集中曝光。
年，红星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传销嫌疑人居裕然出狱创办“大爱无疆”游学营，有学员爆料，该游学营以教育为名对孩子家长进行洗脑控制，其间对学员进行殴打，给抑郁症学员强制停药。甚至有孩子抑郁症发作，工作人员却劝他去死，还被当作成功治疗案例宣传。年5月2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江苏盐城市盐东派出所获悉，派出所接到“大爱无疆”游学营学员报案，已立案调查。5月7日，居裕然称，他之后不再举办“游学营”，不再收学员。
至今还有家长在一个
从游学营回来后，秦杉杉也几乎和父母断绝了关系。如今她独自生活在武汉。很早就因病休学，没有文凭，为了养活自己，她先后做过餐厅服务员、便利店店员。她和父母鲜有联系。秦杉杉如今看到光头、壮硕的男人就觉得恶心和恐惧，那样子很像居裕然。
“大爱无疆”也是压断若曦和父母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想再跟父母有什么联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试图跟他们沟通，都没有什么用。”
若曦曾经成绩优异，在班里排第二名。但高一时她因为强迫症和焦虑症休学，如今24岁了，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和过往的同学也没什么联系。这两年里，每天和她说话的是楼下的摊贩。煤气灶是坏的，她有时下楼买点东西吃，有时就不吃。父母来拿过几次东西，他们不说话。如今他们仅有的联系，是父母时不时发来、元的转账。曾有父亲那边的亲戚来找她，说服她去自家书法培训机构做老师，算是一份工作。她挺高兴，后来才知道原来亲戚一直把聊天记录转给爸妈看，“是串通好的”，她就没有再干下去。
画面重现
被骗到“大爱无疆”第一个早晨，若曦就因为“看起来很嚣张”被打了。那之前，她在二楼看到几个人拿着“戒尺”打一个男生，数着“一二三四”。她拿手机录了像，对男生说“我回头帮你发网上去”。一个“大爱妈妈”冲到她跟前，“父母是天，孩子是地，男人是天，女人是地。”若曦狠狠将这个女人推开。
若曦回忆，居裕然打她时，先拿出戒尺打，一边打一边问“服不服”，她说不服，就继续打，最后她只好说服了。旁边围了很多人，父母都在场。居裕然又让她父亲打她。父亲的手直接冲她的脸扇过来。“我能感觉到，他早就想打我了，但是他觉得打我不好，因为我一直都说你不能打我。到了这里，他突然有底气了，因为居裕然支持他，他能放得开了。”
那一刻若曦才想到，童年时这样被打的场景发生过很多次：她仰面躺在地上，父亲则是站着，他打完就走了，过一会儿她才能站起来。这是父亲一贯的教育主张，“孩子就是要打，越小的时候越应该打，不然就学坏了。”
若曦觉得居裕然和父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都认为这不是殴打，这是惩戒，这是一种手段，不是暴力。他们都会在打完又用其他方式“拉拢”你，比如满足你的物质需求。他们都常说自己很厉害。居裕然常说他的势力有多么大，说每年有多少人给他送东西，有多少人喜欢他，崇拜他。
那天被打后，她不愿意跟着大家坐车去观光，于是直接被4个人从房间抬了出来，放在地上。有个“大爱小子”来劝她，说自己一开始来的时候也被打，但被打完之后就喜欢上这儿了，还说，如果她不上车，他也会被打。若曦无奈带着身上的淤青坐上了车，中途因为应激反应下车呕吐。晚上，营地举办了篝火晚会，让孩子围成一圈自我介绍，每个人唱首歌。父亲非得让她跟他一块去跳舞，她没去。对那天父亲打她的事，父母都没有道歉。
若曦也知道，父母把她带到“大爱无疆”是因为束手无策。在休学的两年中，她经常跟父母闹，最后发展到动手打人。她打起人和父亲一样手重，一年春节把医院。
在那个过程中，她理解了家暴者的心理，打完之后她常无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承受自己的愧疚，于是为了缓解这个愧疚就又打人。但若曦知道自己的心结在哪儿：“我那么强硬，是想让他们知道打我是不对的。”但在她看来，父亲只是面子上会道歉，或只说自己的处理方式有问题，但他从不真正承认自己是错的。
游学营第二天，因为若曦仍然不配合集体活动，又被几个“大爱妈妈”拿着戒尺打了一次。后来，居裕然要求若曦给父母跪下道歉，“说对不起，我错了”。“很强硬的，你不得不去服从他，不然他又要打我了。”于是她照做了。听到她说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母亲哭了，“看起来很感动的样子”。
若曦觉得居裕然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他演讲非常接地气，会讲他女儿，像拉家常一样，很江湖气，把人当兄弟，对于打人骂人，没有任何掩饰。但警察在的时候，他和其他工作人员——那些被称为“大爱爸爸”“大爱妈妈”的人，是绝对不动手的，也不会拿戒尺。游学营的几天里，数次有人报警，一个警察在车上陪了若曦一段，“他们一直都是老老实实，警察一走，马上就亮出戒尺。”她还听到，有次警察走了之后，居裕然说那些警察都是畜生。
也有人觉得这些描述太夸张了。林敏霞带儿子参加过游学营，她看重的是，活动过程中，居裕然会去观察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他觉得不妥的地方，把它给指出来。“别的没什么特殊的东西，我们那一期比较平淡的。”
她只见到过一个孩子当众被打，也是用戒尺。起因是孩子在吃饭时间在房间里看电竞比赛，违反了规定。开营第一天，有个被哄骗来的初一女孩报警，“警察去了一下说了几句就走了”，女孩后来也就跟父母一直待在那里。
秦杉杉的父亲曾是反对打孩子的人。参加完游学营后，秦杉杉发现，父亲变得像居裕然一样了，吵架时常说，“请你注意和我说话的态度。”父亲做了一些给她“留下一辈子阴影”的事。比如把她推搡在地上；比如扇她耳光；比如曾把她手指打骨折，去医院打上石膏后，又把石膏打裂。
一次冲突中，父亲把她反锁在房间里打她。秦杉杉情急下拿出小刀想自卫，结果是左手虎口被父亲划开。血止不住流，她一个人打着伞走了30医院，“手上都是血，医生说切得再深一点，左手就废了。”如今讲起这件事她仍忍不住哭，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秦杉杉只要看到男性，都会觉得厌恶。
乖孩子
年5月，岳明菲联系了近20位受害者，在接触这些人的过程中，她发现多数病友，都是很乖、很勤奋，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林敏霞在儿子高考后发现他“会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比如把自己想象成日本动漫里厉害的角色，说自己有特异功能。她当时觉得儿子“脑子有病了”。直到经过心理咨询师提示她才明白，那是因为儿子始终无法达到她的要求，才把自己幻想得无所不能。于是她想到，这个生病后会打她、摔东西、会在公路上下车逃跑的儿子，一直是多么努力地试图达到她所有的期望。“他想努力做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想让他做到的，尽管他做不到，他也努力去做。”
初三时，若曦在一次重点高中的提前选拔考试里落选，那时起她发现自己变得“不正常”了。
翻卷子的声音，班级里说话的声音，在她脑子里嗡嗡响成一片。她希望自己时刻保持坐姿“挺拔”，却“感觉怎么坐都不对”，等到突然回过神，意识到一天都没有听课，一直在调整坐姿，一下子后背生出冷汗。
这种无法学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一。若曦没有把这种状况告诉父母，直到名列前茅的成绩退步到倒数几名，父亲大发雷霆。
她从小就不会在父母面前哭。他们看到了她哭，会生气、不耐烦。“现在想想我经常崩溃，从小经常自己哭，不敢让他们看见，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高一上学期结束，爸爸才意识到，女儿需要去看病了。
岳明菲自己是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小时候妈妈不让她哭，所以她只会哽咽，不知道怎么哭出来。“妈妈是医生，看到我流泪，她就会拿一个针筒吓我。”在她看来，“你小时候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情绪相处，长大了积累了太多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
走投无路
在走进“大爱无疆”之前，几乎每个家庭都尝试过用现代医学手段解决问题。
林敏霞感觉到儿子不对劲之后，第一反医院，量表结果显示重度抑郁，医生开了药。吃了4个多月，孩子症状越来越重，在家里摔东西，打人，自残，很难控制。
若曦碰到过像审犯人一样的70多岁的心理咨询师。家长说她不按时睡觉，不爱出门不洗头不洗脸。咨询师说，你就列一个表格，把每项都写上，一项一项做。“这是给你留的作业，下次把那个表格拿上来给我。”“你不是不洗脸吗？你要督促自己。”咨询师特别严肃，像个老师：“你有什么梦想没有？你要确定你的理想。”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渡过”平台的咨询师邹峰见到过太多在求医道路上无助的家庭。“青少年抑郁症越来越高发。他们精力旺盛，大脑皮层没有完全发育好，理性思维能力不完整，所以焦虑导致的一些行为易被误以为是双向情感障碍症状。精神科医生，包括一些老专家，容易把成年人的标准和经验用于青少年。”
在他看来，目前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上，医院，也很难解决问题。他能够理解那些选择“大爱无疆”的家长，“家长的核心问题在于觉得别的都没用。”“走投无路，现在有人大包大揽，你就会相信他有用。交的钱越多，越是会被他洗脑。”
岳明菲很理解病友的感受。她在纽约读大三时患上抑郁症，严重到没有力气坐起来，会把热油故意溅在自己手上。经过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共同治疗，她用一年半时间恢复了正常生活，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她说，医院共有四层，有一整层都是做心理咨询的。由于每个咨询师奉行的理论体系不同，治疗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觉得咨询师不合适，可以换，直到换到满意为止。她是换到了第四个才觉得有效了。
她同时有3位医生，分别叫Therapist（心理咨询师）、Doctor（医生）、Psychiatris（精神科医生），每1-2周，她跟3个人分别见面聊一下最近的状况。而医生之间每周会交换一下信息，商量给出药物的修改方案。测量表是非常辅助的工具，每5次治疗，会重新做一次测评，用曲线图给出一些因子的分析。医生会给她分析，某个分数下降了，或某个分数没有变，“我们应该从哪里继续努力，怎样一起改善。”所有的治疗费用，包括心理咨询师那部分在内，都可以走医保，“药只要服务费就可以了，10美元左右。”
“医生不会单纯给你开一把药，会跟你解释，我给你开这个药是什么用的。比如最近没有力气，他会说，这个药也许会给你多一点能量。吃了之后，下周会跟你聊，你觉得最近有力气刷牙了吗？”
年6月岳明菲回国后，在上海杭州都找过“最难约”的专家。但给她的感觉是，“你反正就是抑郁症，开药，开完就走人。”浙江中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医院既负责药物治疗，也会做心理咨询。他说，他觉得目前国内治疗体系很大的问题是，大部分地区心理咨询费不纳入医保，一小时几百元的咨询费用，长期来看，很多家庭承担不起。
无助和这种“承担不起”让他们寻求其他的帮助。
林敏霞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被“大爱无疆”说服的。她当时在群里潜伏了一年，每天群里都会转发一些文章，讲孩子经过“大爱无疆”的帮助如何恢复正常。“逐渐就会建立起信任，家长都是在一种很焦虑的情况下，都是逼得没有办法了。”
若曦的妈妈最早接触“大爱无疆”时，父亲也表示反对，觉得像“骗老年人”的东西，但是后来父母一块去听课，回来说“可能真有用，那里的孩子都特别好。”
家庭治疗
岳明菲在接触“大爱无疆”的近20个受害者时，发现每个家庭的问题各不相同，比如家暴、父母本身就有抑郁症等。而共同点是，这些家长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会痛苦。“他们觉得我已经给你够多了，你有什么好痛苦的？”曹新毅说，他们行内有句话，“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
孩子出现问题后，林敏霞不停在学习，发现几乎所有心理学课程指向的都是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很多方面，是我们自己的认知没有达到的方面。”
她形容，儿子从出生到生病，一直生活在一种“乌云压城”的气氛中。丈夫脾气暴躁，全家人像围着一颗炸弹。当时她不知道该如何承受这种氛围，没有考虑改变，选择用工作去逃避。而孩子比她更敏感地吸收了这一切。她回想到，孩子上初中时就说睡不着觉，实际上那时“他眼睛就会流露出仇恨的样子”。
若曦总觉得，父亲的强迫倾向比她更为严重。记得有次他买台电脑回家，突然就不高兴，说电脑的屏幕不对称，还拿尺子去量，发现左右差一两毫米。若曦常看到父亲在家里摆弄物品，那种时候，“仿佛一头猛兽在那儿，打仗一样的状态”。
她曾经特别希望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他是国企的干部，曾是老家唯一的大学生。父亲懂得多，思想活跃，她很渴望和他交流。刚进入青春期时，她每次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去跟父亲讨论，他都会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然后用他40岁的经验、阅历来跟她比，“肯定是我完全比不过他”。父亲总会把话题绕到他自己身上，“会说你们之所以这样，就因为没有像他那样”。那个时候，她在日记里写：“我以前总认为我是一个什么独一无二的人，原来根本就不是。”
父亲常说自己读书时怎么努力，讲当年某些人瞧不起他，提起这些还是咬牙切齿的样子。在她眼里，父母关系糟糕。他们会跟她互相抱怨，“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愧疚，都是一家人”，于是会帮另一方说话，父母会嫌她跟另一个人更亲近。
若曦有一个上中学的弟弟，彼此很少有交流，她很久没去看过，“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弟弟也害怕她，因为小时候会被她打。
回忆起童年，她始终觉得自己对父母来说可有可无。有一次她从姥姥家回来，突然发现家里收拾得特别干净，妈妈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开心地看电视，“我觉得没有了我，我妈过得特别自在，但是有我，她好像总是不开心。”
生病之后，若曦觉得“不要那么不关心我了，我都这样了，我都生病了”。医院做心理咨询，会单独跟孩子谈，再跟父母谈。但谈完了，父母私底下从来不会跟她说什么，像走一个流程。“为了给你看病而看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觉得，好像给她看病，是为了让她赶紧变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赶紧上学，然后再好好学习。
秦杉杉记忆中，妈妈总是很焦虑，小学二年级就因为逼她背英语，用绳子把她绑起来，用衣架打她。而爸爸总是不在家，每天都有应酬，唯一见到他的时候，是早上她出门，他还没醒的时候。
生病之后，他们找了心理咨询师聊了一两年。每周都去，每次都花好几百元。但“一点用都没有”。她觉得没用的原因是妈妈不配合。咨询师把三个人叫在一起聊了之后，说问题主要出在妈妈这里，希望妈妈能来做行为矫正治疗。秦杉杉的妈妈说，“我的问题我自己会调节，你把我女儿解决好就行了。”
林敏霞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要参与到治疗中。“自责愧疚的情绪，我用了5年时间才走出来。家长抱着这种想法的话，对孩子的康复也是不好的，会做出一些非常焦虑的举动。”她和丈夫也不间断跟咨询师沟通，请咨询师指导他们该怎么做，“药物这块我觉得帮助是短期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咨询和被纠正的过程，现在她感觉到，儿子觉得爸爸妈妈是可以信任的。
重新去爱
若曦说，她曾经想当个科学家，搞科研造火箭。但现在，很多东西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她甚至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她在努力把现在的生活过好，积极锻炼身体。如今她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有人文情怀，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她不再和父母相处，但她说，在她心里，住着一个虚幻的父母的影子，她会和这个影子交流，和内心的父母达成和解。
秦杉杉说她独自在外，不会牵挂父母，但有时候看到阖家团圆的场面，“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有人问她，将来你会不会像你妈对你一样对自己的小孩？她回答不会，但小孩太麻烦了，应该不会生小孩。她对婚姻和家庭从来没有过渴望，19岁生日，她许的愿望是，永远做一个快乐的单身女孩。
林敏霞看着单位里的年轻人对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提出很高的要求，把自己的脾气随意发泄在孩子身上，觉得他们在重蹈覆撤，“我希望我经历的痛苦，别人不要再经历。”她在想如果儿子小时候，很逆反，很会保护自己，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她如今不再避讳提起孩子的病，有相似经历的家长找她来取经，她会说，“你真的能放下自己的期待吗？”她说，孩子以前就是她挣面子的工具。“现在你放下这些的时候，孩子他真的能感受到。”
她觉得相比让世界上“大爱无疆”这样的机构消失，更重要的，是让父母停止伤害孩子的行为。
邹峰年加入“渡过”读者社群，这是一个精神健康方面的科普账号。他发现很多读者其实是家长，后来“渡过”成立了家长群，七八个群迅速建满，比那种成年抑郁的患者更多，参与更积极更迫切。
邹峰在“渡过”第一期“亲子营”讲的第一堂课，叫《表达与看见》。“表达就是疗愈，看见就是疗愈。孩子要多表达，父母要多看见。”看了那么多家庭，最后他的结论是家长一定要接受真实的孩子，不要去把他理想化。而孩子不要把家长的要求内化，把自己理想化。
林敏霞想象，自己要重新开始爱孩子，就像他刚刚出生时那样，用能想到的最好方式去爱他陪伴他。他们的心理咨询终于走上了正轨，彼此好长时间没吵架了，“我觉得找到了方向。”
现在她会经常回想起，以前她带两三岁的儿子去公园，只要他想玩的都去玩，过山车、碰碰车。那时的儿子很快乐、很单纯的样子。
秦杉杉现在觉得很后悔，觉得童年时期太顺从妈妈。她很爱阅读，喜欢逛书店，她想，如果童年时能把很多的时间拿来看书，或者出去锻炼身体，就会快乐很多。她还喜欢弹钢琴，弹钢琴的时候会感觉内心很平静。
如果回到小学二年级，妈妈再次强迫她背单词的时候，她会说，我不。
（文中若曦、秦杉杉、林敏霞、岳明菲为化名）
实习生郭玉洁来源：中国青年报
年09月29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