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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厂里的心理咨询师吗？想和你谈一谈。我特别想杀人。看到那个人，就想把他杀了。”年2月16日，一个工人打来了电话。
那是一个周六的中午，李晴梳理了卷发，穿上灰裙子和高跟鞋，戴了耳环，准备出门参加朋友聚会。
李晴问，“现在你能听得清楚我说话吗？”
“大声一点能听到。”
事实上，不用大声，电话沟通也顺畅。
“杀人，这个念头太可怕了。可是控制不住。”工人重复着这句话。这个工人被查出职业性耳聋，要求换车间。但他觉得新岗位的噪音还是很大，对主管的怨恨越来越深。
李晴把手机贴紧耳朵，走进安静的卧室，听了一会儿，觉得工人对残疾的恐惧大于仇恨，情况不算危急。于是，就约了周一在厂里的咨询室面谈。春节开工后，她从老家回到东莞，每天做新工人的心理辅导，接受个案咨询。有了13年的咨询经验，经历了耳鸣失眠，她终于可以游刃有余地将工作与个人生活分开。
年，李晴开始在一家台资造鞋厂做驻厂心理咨询师，那年她36岁。那个厂有一万多名工人，主要是80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下班时分，若逢雨天，人潮从车间涌出，汇成浩荡长龙，无数的雨伞簇拥向前，人声鼎沸，延绵不绝。那些年，是东莞制造业的黄金时期，当地政府的口号是“打造世界制造业名城”。鞋厂每天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个新人。订单多的时候，李晴也在厂门口摆个摊位，帮忙招揽工人。
工人入厂后有几天培训，其中一项是心理健康知识。上午是新人培训，下午是免费的心理咨询。工人坐在食堂的塑料凳上，李晴在前面拿着喇叭大声地喊。
用喇叭和麦克风喊了大概半年，李晴发现工人听不懂文绉绉的心理学术语，而她也不了解工人想听什么。接触多了，李晴才逐渐了解这些工人的语言习惯，她学习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讲。
工人中，很多人都是初中辍学进城打工，作为群体规模巨大，但是个体游离。他们倾诉着婚恋的压力，贫困的重担，早婚早育的情感困境，留守的孩子溺死或者病死，配偶意外丧生……在心理健康知识之外，李晴又增加了应激创伤治疗和性教育。
来咨询室的工人，一个月会有十几个，有男有女。
曾有一个男工人，很好强，通过自学，当上了技术人员。可是，婚恋不顺，多年来，只能爱上比自己大的女性，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类似母亲的角色。这个工人的父亲在农村，没钱娶媳妇，十几年前，他妈妈领回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女人，让他与她同房。等孩子生下后，那个女人就被赶出了家门。女人生下的孩子便是这个工人，他从小经常见到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出现在他家周围，但始终无法相认。
类似这样的情感创伤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可是，多数来访的工人只来一次，进门后就大哭一场，哭诉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他们流动性大，某个老乡离开了，工厂订单少了，不能加班了，待遇不好了，厌烦了，处理不好人际关系，都会跳槽到别的工厂。而且，他们对改变现实遭遇感到无能为力，对于心理治疗也没什么信心。
在台资鞋厂的那两年，每年都有人跳楼。李晴觉得自己像救火队员，出了事，工厂和工人才会找她。平时很难做心理建设和防护。厂方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他们在意的是有员工患精神疾病，会带来麻烦。
某天夜里，一个工人突然走进李晴的咨询室，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然后就走了。次日，李晴向行政部门反映，提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