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明，风中的鸟
■作者：张林
■诵读：任然
丁宝明，风中的鸟70:35来自第三故乡01
她喜欢那个古老的传说，有一种鸟，没有脚，生下来就不停地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
她此生的目标，就是在不美的人生境遇里不懈地追求一切美好。
丁宝明喜欢火的颜色。
她的车是红的，衣服与头饰也是红的。甚至连鞋也是红的。
总是如火一般地热烈与鲜艳。
她开着她的红色三轮摩托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叔叔一般都会疑惑地看着她，然后伸手拦住车，示意要检查。
可能是因为穿得太漂亮，因为收拾得太利索，警察叔叔不能相信这位驾驶“残摩”的姑娘是残疾人，伸手示意停车。
“警察叔叔，我违反交通规则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拦我？”
“你是残疾人吗？开这种车。”
“我的双拐不是放在这儿吗？”
“反正我看你不像残疾人，请出示您的残疾证。”
警察叔叔看了丁宝明的残疾证，示意她可以走了。
丁宝明说，警察叔叔我给您提个意见行吗？残疾人应该是什么样呀？难道都得穿得破破烂烂，窝窝囊囊吗？残疾人也得热爱生活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呀？
丁宝明是一位不能走路的姑娘。
她从一岁就得了小儿麻痹。从此她行走人生的方式只能用翅膀。
不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吗？越脆弱越强大，越短暂越绚烂，越是有缺陷越是自带光芒。
当幸运不属于她的时候，努力可以属于她。
当健全不属于她的时候，优秀可以属于她。
02
妈妈结婚8年才有了宝明。
这个迟来的孩子使妈妈一度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绽放出满脸满心的幸福。
宝明这个名字是爸爸起的。
意思是迟来的宝贝，掌上的明珠。
可是，等待这个宝贝女儿的命运却是残酷的。
爸爸妈妈的高兴劲还没过去，女儿出事了。
那年宝明一岁，已经会蹒跚着满地走了，却突然发起了高烧。
妈妈赶快抱着她去甘医院去看病。宝明家离那儿近。
医生一看发烧，就打了一针退烧针，开了点药让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妈妈起床，把女儿抱起来一看，不得了，女儿的腿嘀里当啷的，不会动了。放在床上再仔细一看，确实，只有脑袋和上半身会动，下半身一点也动不了。
妈妈急得大哭，医院，你们打针给孩子打坏了。
医生的大夫看了说，这不是打针打坏的，你家女儿得的是脊椎灰质炎，就是小儿麻痹。
妈妈说，我孩子听吃过预防小儿麻痹的糖丸，怎么会得这种病？我昨天孩子送来还好好的，今天早上一下就瘫了，肯定是你打针的问题。
大夫说，那你不相信，只能抽骨髓去化验，看看是不是这个病。
然后就抽骨髓化验。医院做的，人家说，从医学角度说，你女儿确实得了小儿麻痹。而且这个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至少有40天的传染期。
脊髓灰质炎病毒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由于病毒可快速传播，当家里第一个病人被确诊时，所有血液中没有特异抗体的家庭成员就已经受到了感染。在脊髓灰质炎病人的家庭中，15岁以下的易感者很容易发病。
那时候，宝明的弟弟刚出生，医院说必须隔离。这样，可怜的小宝明马上医院隔离了一个多月。
老丁家从幸福的顶点一下子摔碎到了地上。
多年之后，妈妈后悔得要死：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如果那时候马上就开始恢复性治疗，扎扎针灸什么的，肯定恢复的快一些。那一个多月的隔离，把最佳的治疗期错过了。
而且妈妈认为，孩子才一岁多就被抽骨髓，肯定会对疾病的恢复有妨碍，所以，后来宝明瘫得特别重。
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一步都走不了，只能在地上爬。
妈妈说，宝明是趴在窗户边长大的，她不能出去玩，只能趴在窗户上看弟弟他们一帮欢蹦乱跳的小孩在院子里玩耍。有时候，窗户上会落一只小鸟，宝明也能跟它说半天话。
宝明说，我的大弟弟，只比我小一岁，跟我一起长大，我在地下爬，他觉得好玩，也跟我在地下爬。所以那时候我们家都不用擦地，水泥地板被我们俩擦得亮亮的。
宝明的人生路是从治腿开始的。从4岁开始记事到30岁，她一直都在治病，因为她想站起来，她想走路，她想成为一个不受歧视的正常人。
03
求医之路曲折而又漫长。
只要听说哪儿能治疗小儿麻痹，那儿就一定会有丁家人的身影。
医院的按摩有名，他们去治疗。
医院的骨科好，他们去做过矫正手术。
还试过在大腿的一些穴位手术埋入羊肠线。
有段时间，医院的电子针灸和理疗先进，妈妈就背着宝明天天去那儿治疗。妈妈不会在家门口坐公交车，因为在家门口坐车，会多花5分钱。
为这5分钱，妈妈要背着她多走一公里路，到阜外西口去坐路。
妈妈走得急，宝明能清楚地听到妈妈大口喘气的声音。这时候，她会心疼地偷偷掉泪。
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买轮椅，家里没有这个预算。
那时候家里真穷，每一分钱的花销都会被仔细算过，以省下更多的钱为宝明治病。
妈妈说，宝贝呀，妈给你治病花的钱用十块一张的钱摞起来，比你两个人都高了。
那时，父母的工资一共才元，因为孩子看病，每个月都借公家的钱，总是还没到发工资的时间，工资已经扣完了，外债已经欠下了。
没有生活费，就再借钱，成了恶性循环。好在单位有个职工互助会，每家人每月放几块在互助会，有急事时用钱时，再从互助会取。
父母单位的互助会，主要就是帮宝明他们家了。
宝明家吃饭，一年到头主要以咸菜为主。每年到了茄子、豆角、洋白菜最便宜的时候，妈妈就一下子买好多回来腌咸菜。
宝明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生，那时候都算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了，可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们学会了象农夫一样过日子。
院里拴的全是绳子，是妈妈晒的菜，在宝明的印象里，这种时候，妈妈最怕下雨，一看快下雨了，就赶紧让弟弟他们往回收，不然，好不容易晒干的菜就会淋湿发霉，一下雨又浇湿了。他们本来拥挤的家挤满了放置咸菜的大缸小缸。
尽管如此，家里从来不缺宝明吃的穿的。有点好吃的，有件新衣服，都是宝明的。宝明的两个弟弟说，姐姐是我们家的地主，我们是长工，因为她老穿新衣服，我们老穿带补丁的。宝明说，我不是地主，我是爱干净，会收拾。
医院求遍了，治疗却无起色。他们开始向外地寻找。爸爸听说河北徐水有一个祖传的老中医能治这个病，就背着宝明去了。老中医先是按摩、正骨，然后用白布把她腰部以下全部缠上，缠得特紧，就跟小孩治疗罗圈腿似的。老中医说，这个样子在床上待够天才能好。
去的时候，爸爸是把她背过去的，回来的时候，是用担架把她抬回来的。
天后解开布，腿还是老样子。
04
到了上学的年纪，揪心的事更多。
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丁宝明应该上百万庄小学，但是一去报名，学校说你这孩子连路都走不成，怎么上学呀。小孩子都淘气，摔着了，出个事大家都不好说。
妈妈本来是个不求人的人，但为了孩子，什么都得忍。她背着宝明到周围的几个学校去求人，被一一回绝。人家说，你这孩子不归我们这片管，管你们那片儿的学校不要，我们更不好收了。
没辙，爸爸妈妈又一起去求百万庄小学的校长。宝明的嘴巧，她说，校长，我不爱喝水，保证不在学校上厕所，不给老师添麻烦。爸爸妈妈也说，我们这个孩子特别乖，特别听话，上学放学我们接送，不让你们操心。
这保证那保证，跑了好多趟，校长终于心软了，同意宝明去上学。
一年级的时候，宝明是爸爸妈妈背着或用自行车推着上学。到了二年级，爸爸为她做了一对拐杖，她可以拖着双腿去上学。
丁宝明说，从小学开始，我就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同学都是七八岁的孩子，特别是男孩，淘气顽皮是天性，因为跟他们不一样，走不了，要不就拄个拐，他们就会过来，骂你一句，打你一下，有时候还会拿个小石头砸你，反正你也追不上他，打不着他。有时候走着走着他们把拐杖给你抢跑了，当枪用去了。那拐棍可是我的腿呀，他一拔我就扑通一声趴地上了。有一次，他们拿我的拐杖打架，给我弄断了。我都回不了家了。
后来班主任朱老师知道了，在班里宣布了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后谁再动丁宝明的拐杖，立刻请家长。
朱老师对丁宝明特别好。
一天，朱老师在讲台上宣布，后天咱们坐校车去八大处春游。全班的孩子一下欢呼起来，只有丁宝明在那儿闷闷地不作声，然后她举起手说，老师我就不去了。
你为什么不去呀？朱老师明知故问。
路太远了，我不想给你们添累赘。
朱老师转过头大声地问全班同学，咱们要不要丁宝明去呀？
“要！”全班同学异口同声。
是呀，我们全班一个人都不能落下，都得去。朱老师说。
丁宝明感动得哭了。
春游那一天，朱老师背着宝明上下车，同学们要爬山了，朱老师又问，谁愿意陪着丁宝明。于是，一男一女两个同学留下来陪着她玩。
回来的时候，又是朱老师背起了她。
那一刻，丁宝明觉得朱老师的后背和妈妈一样宽阔而温暖。
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丁宝明从小就养成了不多喝水，晚上不喝粥的习惯，这样她就可以不去学校上厕所，安静地呆在教室里。
她说，因为双腿没有力量，脚也放不平，身体的重心完全在两个拐杖上，所以我走路总是小心翼翼，地下只要有一点小坑洼，有一点水没注意到，啪地一下就摔了。我从小到大摔的跟头都数不清了，所以我走路特别慢，不敢看人，更不敢看风景，只能看着地走路。
大概在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好朋友出现了。
她叫袁嘉琪。
丁宝明都没想明白袁嘉琪为什么待她那么好。
她们俩在学校里形影不离，两人的书包永远背在袁嘉琪的身上，上台下台，袁嘉琪就是她的另一付拐杖。下雪下雨，丁宝明不能走，袁嘉琪就背她。小女孩没劲，走上十步二十步就背不动了，喘着粗气把小姐妹放下来，歇一会儿再背着走。
同学们看袁嘉琪这样，也争着为丁宝明做事。有个同学为此写了一篇作文《园丁》。他取这两人的姓氏谐音，歌颂少年真诚无私的友情与爱。朱老师在班上朗读了这篇作文，让大家学习袁嘉琪。
在老师与同学的呵护下，丁宝明从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自卑、压抑什么的，也从没有感觉自己是个累赘。因为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给班级争光，朱老师也因此感到自豪。
大约是五年级的时候，丁宝明去长春治腿，做手术，一个学期没有上课。回来的时候，校长怕跟不上，劝她留级。
丁宝明一听，蹲班？那我不就跟我弟弟一个年级了吗？
校长说，也不是蹲班，就是重学一年，要不然你跟不上。
丁宝明哀求说，校长，我绝对不能蹲班呀，我肯定能把落下的课全补上。
那一段，丁宝明起早贪黑地学习，朱老师隔三差五地上她家里给她补课，期终考试，她还是前几名。
05
丁宝明请了一个学期的假，还是为了治这双腿。
随着宝明的成长发育，她的脚开始外翻，腿开始变形，需要矫正。
爸爸妈妈就一个心愿，一定要让女儿自己能站能走。
医院治疗小儿麻痹全国有名，爸爸就带她过去看病。之前，她已经在北京做过两次矫形手术。
丁宝明问医生，我这腿和脚为什么长不直呢？
医生说，因为你腿上有些地方的肌肉是零级，就是一点牵拉作用也没有，而有的地方肌肉有的地方有点力量，有的完全没有力量，肌肉力量的不平衡使得骨头不能正常生长，所以，我们要把畸形的骨头切断再接上，让它变直。矫正之后，还要移植肌肉，就是把肌力好一点的这块肌肉，给你移到那块零级肌肉的地儿，就不会再长歪了。
那是不是就跟木匠似的，把腿骨一块块地拼呀？
医生笑笑说，有点像吧。
在长春，矫正手术和肌肉移植分几次进行，整整住院七个月。
丁宝明睡在病床上，爸爸就在床边上打地铺。
丁宝明记得很清楚，医院里有她爱吃的菜：蒜苔炒肉丝，三毛五一份。爸爸见到这个菜，就会买一份，让女儿自己吃，自己去啃咸菜。
宝明说，爸爸你也吃。爸爸说，宝贝，你做这么大的手术，必须补养。爸爸身体好，吃什么都行。
多年之后，丁宝明还做过一次更大的手术，当时那位医生肯定地说，这是“三关节融”合手术，三次手术后，让你把两个拐都扔掉。丁宝明说，我从小到大，连自己会走路的梦都没有做过一个，大夫这话我听着比梦都美。就想试试。可是爸爸医院，他已经不相信这种说法了。丁宝明说，如果医生说我手术后变成正常人了，那我不信，我就是想只要能不用拐杖，能把我这两只手解放出来，还是值得一试。
用丁宝明的话说，这种手术差不多就是把骨头全给你拆了再重装，腿给剁成了好几截，然后从胯骨上取下骨头，把短的地方补齐，把歪的地方找平，跟木匠一样打楔子打铆钉，用钢钉钢板给你固定了，最后从腰以下整个都打了石膏，固定一百天才拆开。
那一次，疼得丁宝明半个月都没睡着觉。
熬了一百天，拆了石膏之后，腿是直了，但还是不能走。丁宝明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说，你的膝盖半月板，你的半月板从小就没用过，退化了，所以膝盖支撑不了身体的重量。
丁宝明叹气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6
比起肉体的折磨与疼痛，精神上的打击是更难熬的。
丁宝明初三毕业的时候是年，那时候中国的“文革”刚刚结束，高考虽然恢复了，但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七。初中的同学们除了继续上高中，去为大学梦去奋斗，还有三种出路，一是参军，二是考中专，三是考技校，这三种职业选择国家是管分配工作的。丁宝明的学习不错，她想着会计工作稳定，就报了财会学校。
考试完了，全班只考上了两个人，其中就有丁宝明。录取通知书下来后，让她去体检，结果给刷下来了，说是腿不合适，不能收。
这是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残疾孩子来说，生存的道路本来就比健全人狭窄很多，有许多工作他们干不了，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从小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能在学习上超过别人，以赢得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机会。
但是，机会总是与她擦肩而过。
丁宝明说，残疾的双腿，让我从小到大没少吃亏。屈指算来，上小学、上中专，已经被拒绝过五次。我只能选择上高中，争取考上大学。
三年高中毕业，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她被通知因为残疾，不能报考大学。那是年，她18岁。
那时的大学不会录取丁宝明这样严重残疾的学生。
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国家栋梁，也许他们认为残疾人是不能成为国之栋梁的。
虽然有轮椅总统罗斯福、盲人作家海伦·凯勒这样的榜样，有保尔·柯察金这种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但丁宝明被一次次拒之门外。
高中毕业的她只好去父母的单位当临时工。在那个年代，由于就业困难，国家规定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待父母退休时，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在单位上班。
母亲再有两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丁宝明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班。“我这个残疾人，要是能到部里上班，就非常满意了。”
“临时工”丁宝明的工作是打字员，一个月工资28元。
她不报怨，就熬着等待母亲退休后，能转正。
单位里像她一样等着接班的“临时工”还挺多。看着身边的小伙伴一个又一个地接了父母的班，她觉得那一天不会太远。
没想到，在妈妈退休的那一天，领导对妈妈说，接班必须身体符合条件，你女儿有残疾，按规定不能接班。
丁宝明一直用“晴天霹雳”这样的话形容这次拒绝给她的打击。她说，这才是我人生最大最大的屈辱与伤害。她的工作无可挑剔，父母也因为女儿的生活今后有了着落而觉得挺踏实的，结果最后这张牌彻底撕烂揉碎了。
丁宝明说，我觉得我父母当时就差给领导跪下了，他们苦苦哀求，全单位就我们这一个残孩子，你们是看着我这孩子长大的，你们都不帮着解决她的就业问题，那社会上谁管呀？但是，怎么说怎么不行，人家死活不要，把我妈我爸愁死了。
要知道，从上中学开始，因为路远了，都是爸爸推着自行车接送她。是推不是骑，因为她掌握平衡很困难。到了学校或单位门口，都爸爸抱着把她放到座位上。
这么难的一家人，竟然不能让单位的领导动一动侧隐之心。
第二天，丁宝明没有去上班，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吃不喝，哭得昏天黑地。“我都20岁了，我只能靠父母养着了，我活着有什么劲呢？”
她不能理解人情为何如此凉薄。
一个父母奉献了一辈子的地方却摧毀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
这个从小被父母宠爱，被老师同学呵护的孩子，觉得她整个的人生观都被颠覆了。
父母敲门敲不开，怕她寻短见，慌忙把家里的刀呀、剪子呀、绳子呀统统藏起来，站在门外对她说，宝贝，天无绝人之路，父母能养得起你，咱们再想办法。
父母猜错了，丁宝明是不会寻短见的。
正因为身体的残疾，痛苦的折磨，她的心理素质非一般人可比。只是激烈的情绪需要平复，想不通的事情要慢慢想通。哪怕只为了辛劳一生的父母，她也要活下去。
几天后，脸色苍白的丁宝明站在父母面前，用很沉着的声音说，我不想再求任何人给我安排工作了，我要当个体户。
她决定办个小裁缝铺。丁宝明因为没有健全的腿，不能满世界疯跑疯玩，从小就呆在家里缝衣服，织毛衣。在中学的时候她已经能给自己剪裁衣服了。
不过，那个年代，个体户在北京是个让人有点看不起的职业选择，在一般人看来，只有犯过错误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社会底层的人才会干个体。
爸爸妈妈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爸爸说，挺好的，就在家里干，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爸爸也不用再辛辛苦苦地送你了。
她家住一楼，窗外是一条小路，她就在自家面向小路的窗户外挂了一块牌子：服装加工，剪裁、缝纫、锁边。
全家一起动手，把丁宝明的床和写字台当裁衣服的案子，把妈妈的脚踏缝纫机搬过来，借了四十块钱买了一台简易包缝机，服装店就算开业了。
07
中国的古代哲学相信福祸相依，相辅相成。
在丁宝明被接班单位无情拒绝的时候，却被另一个人用温暖的臂膀所接纳。
还在单位干临时工的时候，丁宝明就感觉到总有一双眼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