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迪L.坎特罗维茨（JudyL.Kantrowitz）
翻译桂小珍
我们是怎么成为分析师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介绍整个职业生涯中我的自体（self）使用的轨迹以及对我和病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解。我对我的自体（self）的使用，以及我的病人和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是关于病人-分析师的匹配。我相信我们的参与反映了我的修通过程，也反映了我的每一个病人的修通过程。我们生活中的事件也会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只是以微妙的方式，有时则是以更显著的方式。我们自体（self）的改变会在我们与病人的工作中产生反响。
当我在年开始精神分析训练时，我们被教导说分析师应该是“空白屏幕”。病人可以而且会把他们的困难投射到我们身上。我们是谁，我们的冲突和性格，都应该在我们的个人分析中被抚平，我们的个性被消除而不会出现在办公室。分析师被认为是可以互换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模仿分析。我现在也知道，即使在当时，许多分析师也不是这样的，但这是我们被教导的。我承认我曾经感到难以置信。真的吗?作为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会进入我们与病人的工作中?我在接受训练之前，主要是和孩子们一起工作，在工作中相对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直觉。
我的经典分析训练确实为我的自发性提供了有用的纪律，但我或任何人都可以被灰化为“空白屏幕”的想法，既挑战了我的想象力，也挑战了我的个人经验。作为一个候选人，我的印象是，分析师除了提供见解，还应该倾听和理解，但不能影响分析的进行方式。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沉默”的分析师占了上风——好像沉默是一种中立的状态。随着接受分析训练，我说的话减少了，但我反对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是怎样的人可以从我们的工作中抹去。
我当时认为我们可以学会收敛自己对应该怎样生活的判断，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我们会因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与某些人在一起工作比与另一些人在一起做的更好，尤其当我们的冲突和性格相吻合或发生碰撞时。这就是我所说的病人-分析师的匹配，它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分析工作的性质和结果。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注意自己的影响，而不被武断的规则所限制。
自从年代我接受训练以来，精神分析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JamesMcLaughlin（）在其文章中提到分析师对病人的移情；IrwinHoffman（）提出，病人是分析师冲突的解释者，而不仅仅是反过来。我进行了一项试验性研究（Kantrowitzetal.），结果表明，病人-分析师匹配——性格的重叠和/或冲突的影响——是与分析结果最相关的变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精神分析的论文，都是关于我们所说的分析师的反移情，以及分析师的个人特征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分析中发生的事情。钟摆已经摆动起来。很快，分析师而非病人，成为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