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广州市某精医院康复科工作人员的参与观察，对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精神障碍康复者，以及精神科医生和社区精神卫生管理人员开展的小组座谈会与深度访谈，分析了精神障碍患者在就诊与住院过程中关于精神病人身份的矛盾心态，揭示了精神障碍患者在机构内的身份认同过程，以及因为标签化和污名化所带来的精神障碍患者对身份的挣扎。精神障碍患者身份的认同过程影响着病人的治疗与康复，研究展现出来的精神障碍患者现实处境进一步揭示了精神病学的社会人文内涵的重要性。
一、精神疾病的社会文化解读
目前中国精神卫生专业服务资源依旧稀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精神科床位与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数量相对重症精神病人数量来说供需缺口仍然很大，存在着住院难，出院也难等问题。加之社会大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度低，社会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常常讳疾忌医，为公共卫生管理与社会和谐埋下了隐患。不仅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严重的对于精神病人的污名化问题，植根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对精神疾病的负面社会认知极易固化精神障碍患者的污名化身份，阻碍个体的康复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凯博文指出病痛与社会文化含义有关，精神病人的苦痛往往更加隐晦、具有强烈的文化塑造性，影响着人们对这类病痛的感知。病痛的体验往往是去精神病学的，也就是说对疾病的社会支持往往缺乏精神治疗模式的参与。由于文化上的抑制，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比较容易应对躯体性问题，处理精神问题的经历则相对匮乏。［４］（Ｐ１４０～１５３）正如对病痛的体验反映了社会文化内涵，对精神疾病的排斥则反映了社会历史进程中大众对精神疾病的社会文化认知。福柯描述了欧洲历史上精神病人的境遇，从宗教隔离到道德隔离，社会大众对精神病人的身份认知从邪恶疯癫到堕落有罪，精神病人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缺陷。［５］（Ｐ２２８～２６１）精神疾病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复杂性，使得精神疾病的治疗与理解精神病人的处境不仅仅只是医学的问题，也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问题。［６］（Ｐ４４；Ｐ６２）
戈夫曼曾指出被污名化的人们会“抱团取暖”，通过互助等形式来争取自身权益。［７］（Ｐ３１～４５）但是，精神病人很难做到这种对自己人的支持。精神病人由于受到病情的限制与院舍机构的管控，比起其他受污名群体更容易将污名内化，导致自我污名。进一步，社会学家Ｌｉｎｋ等人将污名定义为贴标签的过程：人们通常把贴上负面标签的人用“他们”与“我们”区隔开来，最终导致被标签的人们的地位丧失（Ｓｔａｔｕｓｌｏｓｓ）。［８］戈夫曼在其著作《收容院》指出，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这一全控机构中过着制度化的生活，自然造就了专业权威与住院病人的分离：专业人士往往认同自己的权威性，对病人缺乏信任；而病人处于弱势，感到自责与羞愧，认为权威傲慢、专横和吝啬。［９］
（Ｐ６～７）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起的“反精神病学”与“去机构化”运动，呼吁把精神病人从院舍环境中解放出来，着力发展社区精神卫生照护体系。［１０］学者们不断反思精神疾病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的权利地位关系，医院与研究所，进入精神病人的生活来了解病人本身。［６］（Ｐ６３～６９）同时，来自精神疾病患者的声音也起了作用，通过对自己精神病患病经历的剖析促进了心理卫生运动的开展，削弱了针对精神病人的歧视。［１１］可见，医学模式下对精神疾病的解读不能祛除社会大众对“疯癫”的负面态度。［１２］（Ｐ１００～１０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