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后，人们终于达成共识：如果疯人可以被治愈恢复正常，为何不把他送进治疗性收容院？精神疾患者有了被人性化对待、隔离起来的家。精神病院数量及收容人数成倍增加。被治愈的盲目乐观自信并没有蔓延多久，医院记录显示，很多病人出院后数年又会重新入院，新来的病人常常又与过去的住院者有亲戚关系。
有没有可能，一些精神疾患者患上的是遗传性的不治之症，任凭精神病院医生如何全力以赴也无法产生疗效？年，学者们开始提出一种观点“疾病退化论”，即精神疾病与生俱来，而且一代一代逐渐退化。在他们眼里，那些颓废的文学家艺术家，如印象派和立体派，就是精神异常的代表。
仅仅隔了一个世纪，精神医生变得悲观起来。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佩林（EmilKraepelin，-）用“令人沮丧”概括他职业生涯的开端：“一大群一大群各式各样的精神病人，有些无法接触，有些纠缠不休，他们各有其可悲的或危险的特异之点。当时的医药治疗几乎无效，所能做的差不多只限于跟病人寒暄，鼓励他们，让他们做些简单工作。对于很多形式的精神病，谈不上任何科学的理解。这一切使我认识到，我所选择的职业前途充满困难。”
但他并不气馁。
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佩林晚年照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神经解剖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院医生，克雷佩林将他对精神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