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偏见、教育与宣传的空白，将这一特殊的群体推至尴尬局面。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回归社会，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收治：难，全市治疗率仅40%又发病了，37岁的彭毅清楚地记得，那是年2月8号——他觉得有人要害他，抄了家伙准备拼死反击。随后，他被医院。像彭毅这种及时治疗的，其实并不多。医院精防办主任薛爱兰介绍，截至目前,我市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达到余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人，多数分布在农村地区。但其中仅40%左右的患者接受过正规治疗。“患者家属担心外界歧视，讳疾忌医，隐瞒病史，是患者无法及时获得救治的重要原因。”薛爱兰回忆，在农村，甚至有患者被关在小屋子几十年，父母去世都不知道。费用也是问题。据了解，一般情况下，精神疾病患者首次治疗一个疗程至少三个月，根据各区县新农合报销比例不同，住院一个月，自费部分需要-2元不等。“重性精神病发病率高，易复发，每天都要服药，长此以往，对农村家庭来说，费用确实不是小数目。”薛爱兰说，有些患者家属在看到短期治疗无效后，就会半途把病人接回家，采取关锁、捆绑的方式限制其自由。“其实，绝大多数的患者通过治疗，症状会得到缓解，只要按时服药，就能跟常人一样上班上学。”薛爱兰说。诊疗：病人滞留，医院精神科病区每层楼的布局大致相同，两排病房，一条走廊。透过铁门望去，活动室里，有患者在打牌、看电视。更多的，则是独自待在一旁，满脸漠然。两扇铁门将病区隔成另一个世界。医院医师蒋京陶介绍，目前除了药物治疗外，主要采取刺绣、编织、趣味活动等工娱疗康复方式，帮助患者逐步恢复社会功能。经过三年的住院治疗，彭毅的精神分裂症得以缓解，目前状况稳定，实际上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医院年被定为市精神卫生中心，目前在住的患者有近位，大抵与床位数相同。像彭毅这样经过评估可以出院却仍留院的，有近位，约占30%。“但很多家属无力监护，或担心隐患，不愿意接回家。”病区护士长郑祝兰说。医院精神科，66名患者中有15名长期住院的老人，最长者80岁，在这住了20年之久。“联系不上家属了。”该院精神科副主任邢静华告诉记者，这些老人已经完全丧失社会功能，回归社会难以生存，只能留下。患者滞留，让本就短缺的医疗资源愈显吃紧。据了解，目前，市级精神卫生机构只有3家，共90名精神科医师，离每10万人需配备4个医生的国际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同时，国家卫生部规定，临床护士与床位比例应达到0.43:1，市精神卫生中心也与之相去甚远。回家：有无奈，有幸福彭毅第一次发病是在年。那时他在东莞一家工厂做电路板。某天，长期对陌生人的恐惧忽然喷发，他出现幻视，把自己关起来。“以前那些行为，都是受症状支配，目前我没有那些想法。”现在，病情恢复较好，性格温顺的彭毅，是病房里的活跃分子。他会带着室友们自我激励，大声喊出“寻找快乐”。住院至今，他没有回过家。家人一年总要探视一两次，却并不接他回去。“父母上了年纪，兄弟要务工，我出去不能自立的话，会给他们造成负担。”彭毅低声道。郑祝兰说，即使对重症患者来说，“要回家”也是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这是本能。但多数患者也能理解家人的苦衷。“回家的愿望在他们心底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医生也理解家人的反应。”薛爱兰说，他们毕竟带给家庭长期巨大的压力，医院也不放心，“家属不严格监督吃药，出了事家庭、社会、医院都会担心。”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疾病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目前状况显然与上述规定存在矛盾。也并不是没有重新融入社会的。刘福就是其中一位。他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至今也断断续续住过院，在母亲的照顾下，目前病情稳定。“自己想通一些，按时吃药，心情开阔，就没事。”刘福说，自己算幸运，社区跟邻里亲人都接纳他，还给了他一份月薪元的环卫工作。探索：回家的路如何铺就？毕竟，像刘福这样“幸运的”是少数。在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屡屡发生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仍是谈“精神病”色变。“精神障碍患者犯罪时处于无意识、无能力状态，他们同样是弱势群体。”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易露律师认为，如果要预防其犯罪,首要工作是要提高全社会对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