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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在第五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上演讲。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同事，申荷永教授的邀请。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既着眼过去，也放眼未来，为我们从历史和跨文化的维度探索精神分析的架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报告中，我梳理弗洛伊德与荣格当年的分歧问题，继而对当代关系此问题的意义、与亚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连结的方法，提出一些看法。首先，我要从不久前讲起。
年荣格的《红书》的出版，是诠释荣格理论关键的转折点。荣格说，创作这本书帮助他形成了后期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我想说的是，《红书》的意义不仅是对荣格学派，实际上也渗透于精神分析的整个历史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荣格创作了2多年，但书中的内容是以荣格年9月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后大约三个月经历的体验为基础的。那段时期让人有些困惑不解，特别是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想》中称那些把他带入《红书》的事件为“直面无意识”。更重要的是，这段时期的特点是荣格经常近乎“精神失常”。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荣格确实有过精神病发作。恰恰相反。正如《红书》的译者和编辑索努·沙姆达萨尼所描述的，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