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先生全文共约字
早些年，乡下很少有人能够分清精神病与神经病的区别。似乎，只要有人在行为举止上存在一些不正常，大家就喜欢给他扣上一个“神经病”或者“精神病”的外号。
村里的范大娘就有这样的外号，有的人在背地里喊她“神经病”，也有的人偷偷地叫她“精神病”。至于哪个外号是正确的，这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在许多村民的心中，这两个外号基本是可以划上等号的。
01
可据我的观察，范大娘的精神似乎并没有什么毛病。她拉屎撒尿都在茅厕里，没有骂过街，更没有打过小孩。
如果非要在她身上挑出一点儿异于常人的地方，那就是她的“胡言乱语”了。
可范大娘的“胡言乱语”又显然不同于隔壁村的张疯子，她不会整日衣衫不整地在大街上游荡，嘴里也不会叽里呱啦地絮叨着前言不搭后语的疯话。
范大娘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能听清——可她讲完之后，每个人都表现得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去接她的话头。
比如，当村里的妇女围在一起裹粽子的时候，她也会搬个马扎子去凑热闹。尽管妇女们手里忙得要命，嘴巴却不会闲着，可说来说去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
不知道是因为范大娘接不住其他妇女的话头，还是因为她压根就不想继续别人那絮叨了半天的话题。
“今年我要再煮几个红枣粽供养屈大夫。”范大娘似乎是自言自语。
“哪个大夫？”听到了陌生人的名字，有好几个妇女好奇而又警觉地停下来手中的活计。
“几千年前的一个能人，因为他，咱才得过端午节……”范大娘见终于有人对她讲的话感兴趣了，忙不迭地去解释。
可话还没讲完，大家就都兴趣索然了。几千年前的陈年旧事、谁也不认识的人，还提出来干嘛！果然是个精神病！
这样的情景，在范大娘的一生中应该发生过许多次。虽然并非每次我都在场，但这样的神情我早就见过不下十次八次了——
只要余光里瞥到范大娘摇晃着身子凑过去，不少妇女脸上都会闪过一抹不悦或者一丝窃笑。
02
上了年纪的范大娘，罗圈腿比年轻那会儿更明显了。即使走路有些摇摇摆摆得不便宜，可她依旧喜欢去串门。
乡下人不同于城里人，除了晚上会掩门外，白天只要家里有人，总是会大敞着门的，所以乡下人串门前从不会预约，这自然就容易招致一些“不速之客”。
范大娘算是村子里不太受欢迎的几位“不速之客”之一了，掐指算来，她似乎是里面唯一的女性。
可是，谁也不会明目张胆地把她拒之门外，毕竟都是好几十年的老街坊老邻居了。
范大娘特别喜欢来我家串门，可能是因为腿脚不灵便的缘故，她总是骑着自行车来，后座旁也总是用布条子拴着一个马扎子。
每次放学回家，只要我看到门口的院墙外斜倚着一辆破自行车，我就知道范大娘又来了。等我蹑手蹑脚地走进门屋时，她那标志的口头禅“我说，我说”便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
每次想偷偷溜进房间的我，总能被范大娘用言语给逮个正着，“哟，大学生回来了！”
那时还在读小学的我，就开始被她喊作大学生了。听了这句恭维，父亲的脸上堆满了笑。母亲呢？不仅脸上闪过一抹常人难以察觉的红晕，手中剥蒜皮的动作也比往日更快了，这似乎是我的错觉，可似乎又不是。
范大娘真的就如此看好我吗？其实并不是。
用现在的话讲，那时候她的好话是“雨露均沾”的——
村里上学堂的孩子，每个人都曾经被她这样夸赞过，其中就包括那个留过两次级的淘气的大春子。
所以在我的心里，范大娘的夸奖都是言不由衷的，她的话里面总带着一股子讨好的劲儿，话虽然好听，但总让人感觉不真诚。
其实，不单单我有这种感觉，我的母亲也是。
每当范大娘满脸堆着笑说，“我最喜欢俺小儿了，盼着他认俺作干娘哩！”
母亲也不顺着她的话给出个明确的态度，只是回了句，“整天听你讲想当干娘，就没见过你的一星半点糖气儿。”
那时候，如果一个人想当别人的干娘，那是要给晚辈和他的父母准备一些糖果的，这是一种诚意的表达，也是一种拉拢晚辈的举动。
可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吃到范大娘的一颗糖。其实，不仅我没有见过，村里其他的孩子也都没有见过。
03
熟悉范大娘的人都知道，她是没必要当别人家的干娘的，因为她家里有孩子，而且不止一个。
因为计划生育管得严，她生了两个女儿后就不敢再生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没能生出儿子，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可在范家的大家庭里，除了公公稍微有些偏袒那个让他如愿抱上宝贝孙子的二儿子外，其他人都觉得没什么。既然木已成舟，瞎抱怨又有什么用呢！
提起范大娘，我们就不得不说道说道她的老公了。
范大爷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早些年，不仅靠着养猪赚了一笔钱，而且还身怀人人称道的好厨艺。
那时节，村里有了红白喜事，都是要大伙凑拢着帮忙的。在我们村子里，做菜的焗匠除了孙焗匠外，第二个字号就要排范大爷了。范大爷做菜干净麻利，尤其烙得一手葱油饼和羊油饼。
范大爷人很和气，从不会摆什么谱，可以说是随叫随到。可就是因为这个性格，让他在村子里吃过不少亏。
可能是范大娘嫌弃老公太老实了，有时候她会关起门来骂他，可范大爷每次都是闷声不说话，实在忍不住了就摔门而出，躲在老户家里过一夜避避风头。
范大娘爱偷偷骂老公，这是村子里人人都知道的“秘闻”，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闷在肚子里，好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看到范大爷忙碌的身影时，大家依旧会凑过去和和和气气地打声招呼；看到“精神病”一晃一晃地路过时，大家依然会扯着嗓子喊一声：“他大娘，你这是干啥去”。
可大家心里都门儿清，范大娘算不上一个“贤妻”。在那时，女人要想在村子里受欢迎，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就是要“敬夫”，所以有了“骂夫”恶名的范大娘注定不会受到乡邻的欢迎了。
04
后来，据村里人讲，范大娘不仅不是一个“贤妻”，而且也算不上什么“良母”。
范大娘一生育有两个女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时常会看到她的小女儿阿莲（比我大五六岁）攥着五分钱来我家买冰棍儿，那时的她似乎挺招我的母亲的喜爱，不然我的母亲也不会萌生收她当干闺女的想法。
可母亲终究还是没能如愿。
许多年后，每当提及阿莲，母亲都是一脸的惋惜。我知道，母亲不仅是在惋惜当年自己没能当成阿莲的干娘，更是在惋惜阿莲的遭遇。
不知道是因为范大娘“教子无方”还是因为阿莲“命该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阿莲竟然一天天地“傻”起来了。
村里人都说阿莲原先并不这样，她以前还是一个挺合群的小姑娘，和长辈照了面都会带着笑意打招呼。
可不知怎么了，后来的她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走在大街上也总是低着头，好似特别害怕别人看见一般。
再到后来，阿莲就很少出门了，只是喜欢一个人躲在黑暗的房间里，嘴巴里念念有词，仿佛中了邪气。
所以，如今母亲一提起阿莲，眼神里都是难以掩饰的心疼。
有一次我看到母亲一个人偷偷躲在灶台后面抹眼泪，在我的再三询问下，母亲才轻轻地说了句，“阿莲现在彻底傻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是啊，当年那个陪着我们一起砸沙包的姐姐，那个曾经向我传授如何将大杠自行车歪在草垛上而不让自己受伤的姐姐，在鲁西南某个村子里逐渐变成了一个谁也想不起来的隐秘的人。
阿莲还有一个姐姐。姐姐阿兰不像妹妹那样五大三粗的，而是白白胖胖斯斯文文的。
阿兰是村子里的高材生，凭着勤奋考上了县城里的高中。本来前途无量的阿兰，因为早恋被范大娘骂了个狗血淋头，她在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校园。
本以为是一场风波，可范大娘不依不饶，说的话也难听得很。后来阿兰实在忍无可忍，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逃出去了。
阿兰的出走着实惊动了整个村子，尽管范大娘坐在堂屋的正门连哭了一天一夜，阿兰还是没有被哭声给唤回来。
等到第三年过年，阿兰带着孩子和老公回家了。母女相见后，范大娘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等她想扬起手给女儿一个耳光时，终究是没能下得去手。
范大娘的心里虽然不舒服，可她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是落地了。
女儿没事，还带来了外孙，当天范大娘就让老公从集市上买来了两盘红鞭炮，噼里啪啦地震响了整个村子。
05
大女儿嫁出去后，范大娘所有的心思就都在小女儿身上了。
小女儿阿莲过了二十八岁之后，范大娘就彻底坐不住了。她整日骑着自行车去媒婆家里晃悠，可人家媒婆一瞅见黑塔一样的阿莲，不仅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脚步也忙不迭地往后退。
村里的“周巧嘴”好不容易才答应下来，跑了大半年终于给阿莲物色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
新人见了面，范大娘收了彩礼，好事的日子也敲定了。可临到嫁闺女的前一天，范大娘抱着阿莲哭了一整天，第二天死活就是不愿意把阿莲嫁出去。
最终，这门亲事*了，也砸了“周巧嘴”的金字招牌。后来“周巧嘴”挥舞着手帕堵在范大娘家门口骂了大半晌儿，直到村领导出面，她这才气呼呼地走开了。
“全家人都是神经病！”这是“周巧嘴”临走前甩下的一句话，随后吐了一口唾沫。
过了好几天，范大娘家里的大门终于敢打开了。可从此之后，她再骑不动自行车了。
范大娘依旧喜欢串门，身后依然拖着一个马扎子。只是，原先那些嘻嘻哈哈聊天的村民似乎再也不怎么欢迎她了。
去年过年回家，在除夕傍晚上林的路上，我碰到了形单影只的范大娘，她依旧是一嘴的亮晃晃的白瓷牙，依旧说着好听的话，“哟，大学生回来了！”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看到和范大娘聊天的我，有不少路过的乡邻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我脸上挂不住，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大娘，我该回家了。”
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就急忙消失在即将落下的夜幕之中，俨然做了坏事一般。
我真的做坏事了吗？我不知道。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那晚的烟花叫得特别响，躺在床上的我横竖都睡不着。
在除夕夜里，整个村子都一齐迎来了新的一天，可古老沉寂的村子似乎一点儿变化都没有，除了满地尽是撕碎破裂的鞭炮外衣。
“看天要下大雪了。”母亲边收拾草垛边喃喃地讲道。
下吧，下吧！让大地再干净一点！可那天只是飘下来几片薄薄的雪花，落在地上就再也寻不见踪迹了。
#农村老人#
——end——
原创不易，期待您的